“笼天地于形内，挫万物于笔端。”纵览世纪风云，备尝家国沧桑，先生把生活细节融汇于宏大的历史叙事，开创史著新体例，启迪治史新境界。

江河万古，先生风长。谨以此文，恭贺先生华诞！

请许倬云先生来混沌开课，是因为2020年，在火爆全网的《十三邀》里，许知远老师去了美国匹兹堡许倬云先生家中，采访了老人家。

那时候正值新冠疫情，多少人不得出家门，没有了工作，亲人朋友都无法照顾周全，困顿其中。许先生在那期节目里，将诸多坎坷之下内求平静的一生呈现于人前，像是一缕春风，又似一贴良药，抚慰、指引了多少迷途与空茫。

两次做课经历，让我得以了解到许先生的部分思想、学识和一些人生片段。然而，许先生是一座宝藏，我在这里写下的，不过是万分之一。

 史学大家：为老百姓著史

很多人知道许先生，是因为《十三邀》，但其实在那之前的2019年7月9日，清华大学当年度首封录取通知书发出，随寄还有清华校长邱勇给新生的赠书《万古江河：中国历史文化的转折与开展》。《万古江河》出版于2006年，是许先生在大陆最为人熟知的著作。

在致新生的信中，邱勇先生写到，《万古江河》是一本视野开阔、见解独到的中国历史文化力作，“作者许倬云先生是著名的历史学家，在书中他用平实畅达的语言讲述了中国文化成长发展的故事，字里行间既有宏大的历史脉络，又有对日常生活的细微描摹，让读者在回顾数千年历史的过程中，深切感悟中国文化的精神气质，从历史文化中汲取力量。”

许先生写《万古江河》，以江河流域的扩大比喻文化的进展，有两个明显的特色。其中之一，是把“中国”这一概念理解为一个不断扩大、且与周边世界相互融合、直到成为世界体系一部分的过程。实际上，全书共八章，除了前两章分别为《古代以前：中国地区考古略说》《中国文化的黎明》，尚看不出来“特色”，之后的章节分别呈现“中国的中国”、“东亚的中国”、“亚洲的中国”及“世界的中国”，其叙述框架，一目了然。

在书中，许先生把中国历史作了两个阶段的划分，以公元1500年为界，此前为全球经济体系成形的前夕，此后则为中国在全球化浪潮冲击下的500年。这一划分标准，来源于斯塔夫里阿诺斯的名作《全球通史》，其上下两册的副题，分别是“1500年以前的世界”和“1500年以后的世界”；而将中国文化圈当做不断扩张的过程，乃是得益于梁任公先生《中国史叙论》中所述的观念。梁任公即梁启超先生。《中国史叙论》为梁先生1901年所作。其中首次提出了“中国民族”的概念，将中国民族的演变历史划分为上世史、中世史、近世史三个时代。

既是不断扩大的过程，也是与周边文化不断融合的过程。后者其实从根本上杜绝了中国历史叙事中常见的“唯我独尊、四方来拜”的逻辑底色。许先生曾说，一片瓦片可以告诉你许多许多事情，告诉你“中原”也不是一天形成的，也是后来发展出来的。在古代那么多的地方，不同的人群发展着他们不同的过日子的方法，谁也不是“上”，谁也不是“下”，谁也不是“中”，谁也不是“外”。地球是个圆的，任何地方都可以是中心。各处都有自己寻找的方向，都有自己过生活的方式。

诚然，即使在提及汉唐这样的盛世时代，《万古江河》也不是只有“中国”这一单独主角。“从表面看，唐代之盛，俨然天可汗，中国的羁縻州府，遍布于北边及西边。胡人酋长，几乎无不接受中国封号，中国往往也动员这一族打击那一族。然而，深刻的观察，这一段中古的中国历史，已经纳入东亚与东北亚的列国体制，中国不能自外于周边的列强，中国也不过是其中角色之一。棋局上多角竞争，迭兴迭衰，中国并不是唯一的主导力量。”

正因为有着这样的高远视角，许先生在写作之时尤其关注中国与当时世界其他主要国家之间的对比，包括同为世界古文明的中国古代文化与两河古代文化的发展比较、秦汉帝国与几乎同时期的罗马帝国的比较、唐帝国与伊斯兰帝国的比较、明代中国与哈布斯堡王朝的西班牙的比较、清朝政治经济文化与当时欧洲情况的比较，以及中国维新运动与日本明治维新的比较。这种比较的视野，使得许先生的中国历史，几乎一直都在一个不断展开的世界历史的背景下叙事。对于普通读者而言，这本书中，许先生贡献的，也不仅仅是历史知识，更是思维的锤炼与见识的拓展。

与此对比的是，关于中国历史，张荫麟先生的《中国史纲》和钱穆先生的《国史大纲》都称得上传世名作，对于中国历史的叙述精准，见解精到，但是都只有对于中国历史主体的叙述，不涉及中国与其他文化体的互动，更遑论不同历史时期不同文化体的比较。

关于为什么总是把对象置于“比较”的框架下进行阐述，许先生在混沌课程《许倬云何以成为许倬云？我的人生原则》中有详细的回答：

“到了美国（芝加哥大学），我读的是东方研究所，一半是两河流域，一半是埃及。关于中国，他们也搜集了200多篇甲骨文，也有整套的中国《四库全书》，所以就扎在里头......我的位置就是东方研究所书库旁边一个桌子，所以我读两河历史，读埃及历史，这让我知道比较文化的观念。两河跟跟埃及，生活形态不一样，发展过程不一样，种族背景不一样，做个对比。他们历史走过的道路跟中国不同，有山河之异——他们的山川河流，他们的沙漠、海洋跟我们都不一样，造成了多大的差异。人跟人对自己的解释有如何的不一样，对自己的期许有如何不一样，对自然分类有如何不一样。"

《万古江河》特色之二在于，这本书涉及的内容十分丰富，地理变迁、农业商贸、技术医药、民俗生活、思想信仰等等。这其中，许先生尤其着眼于一般平民百姓的日常生活内容。

比如，关于汉代农业，许先生是这样写的：“西汉的‘代田’，即尽量以农田田间管理，精细地规划垄沟间距，并不断以沟土填垄，以收培护作物的功效，并可有良好的通风与灌溉。下一次作业，则以沟为垄，以垄为沟，垄沟异位，又不啻就地轮作；加上轮作、套作，则更可不断改良土壤肥力。“古人耕作之法，如在眼前。

许先生写汉人的衣着，“衣着方面，汉人宽袍博带，发髻带冠。虽然自从赵武灵王时，胡服已引进中国，而且短褐、犊鼻褌也便于工作时用，但中国服装仍以宽博为主。南北朝至唐代，北方胡服，随着外族进入中国，中国的衣服渐渐走向窄袖贴身，上身着衣，下身着裤。“古人服饰来龙去脉，一清二楚。

为什么要写古人的生活细节，许先生曾在多个场合论及。他认为，"一些小零碎的事情，跟日常生活、衣食住行、风俗信仰都有点关系，但史书里却不交代。这些零零碎碎的小东西，也有人写，但都是笔记。这里一段，那里一段，通常不被人注意......既然老百姓要问老百姓生活上的问题，作者作为一名历史学者就应该有所交代。这是写作《万古江河》的最初动机。"

正因为这种对于生活细节的关照，许先生写历史，可以说就是在为“老百姓写通史”——与你相关，你能看懂。这种对普通人的关注，即使是在极重视个人叙事的西方史学中，也并不多见。备受赞誉的《哈佛极简中国史》当中没有，斯塔夫里阿诺斯的《全球通史：从史前史到21世纪》里，也没有。

写中国历史，强调中华文明的整体发展脉络，而非与普通人直接相关的历史细节，这种趋势，在许先生成长、求学的年代很可以理解。国破山河碎，文化上“我者”与“他者”之间的碰撞，使得何为“中华”、强调“中华”整体变成了一个时代历史学者的共同命题和集体情绪。

但这种命题和情绪，在国际环境整体平静、经济发展才是主流的当下，已经有所转向。一个显著的例证是，近年来，国内历史学者开始关注微观历史研究。美国约翰· 霍普金斯大学历史学博士、澳门大学讲席教授王笛先生所著《碌碌有为》，几乎写尽了中国历史与人直接相关的一切：日常、文化、家族、群体、法律等等；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暨历史学系教授罗新先生所著《漫长的余生：一个北魏宫女和她的时代》，以一名宫女（普通人）的视角来看一个朝代兴衰和其中的风云际会，几乎创新了历史写作的体例。然而，需要注意的是，这两本著作，都不是通史。

许先生对于普通人的重视，也体现在他另外一本著作当中：《中国文化的精神》。华中师范大学紫江特聘教授许纪霖先生与许倬云先生是故交，曾数次为许先生在大陆出版的作品作序。如他序言中所述，这本书”不是从精英的观念，而是从一般普通民众的态度，来考察日常生活形态中的中国文化。“章节内容涵盖神鬼故事、宇宙观念、佛道宗教、人际网络、小说戏剧等等。许先生说：“从开天辟地以至江湖豪侠，从男女私情到精怪现象，涵盖的范围看上去凌乱，却也代表了中国一般老百姓的喜恶和褒贬。一般老百姓，很少会在谈话中引用四书五经、二十四正史。他们的历史观，就是这些故事串联在一起的一套评价体系。”

与关注民俗生活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万古江河》中几乎只字不提帝王将相，也没有任何对于某个特定个人的重墨描述。许先生曾在课程里说：”生活中，我从不在意那些地位高的人，我不在乎。“其言行一致，可见一斑。

此外，在《万古江河》里 ，许倬云也从来不讲武力。他曾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我向来不喜欢讲武功，因为我从小在战争中长大，战争是非常残酷的事情，我知道什么叫做鲜血。我不讲武功，不讲开疆辟土，只讲文化圈的扩大。”

除了研究范畴和方法的独特性，作为一名普通读者，我也深深为许先生的文采所折服。请看《万古江河》自序中的这一段：

”从此，大江东流，在冲破大巴山的拦阻时，奔腾叫啸，两岸峰高及天，神女雾掩，巫峡云遮，藤萝垂碧，滩险水急。江水又东，出峡之势，直泻千里，奔入湖广丘陵湖泊，于是浩荡奔放，始成大器。江水又东，一路收容湘资沅醴，以及赣江、清江带来的南方雨流和汉水带来的中原黄土，更有雍容广大的气象：星沉平野，月上东山，远树近山，江渚沙洲，美不胜收。”

文采斐然的背后，是一位知识分子的浪漫。

在为混沌录制的讲述两河流域文明起源的课程里，许先生这样说道：“我们想象看，在那个广大干旱地区，抬起头来没有树林挡，就是一片晴空，一个月亮高空挂在那里，群星闪耀，都在旁边眨眼睛。这个与中国的园艺里边树木笼罩在上面的概念完全不一样。所以，他们的神圣的卜文就变成是天上的月亮。”很少有人能把一个民族的信仰来源描述得如此诗意。

在《中国文化的精神》序言中，许纪霖先生开篇即写道，许倬云先生的西周史、春秋战国与汉代的社会史研究独步天下。他的另外一作品《说中国》，与《中国文化的精神》《万古江河》一起组成“中国三部曲”，公认为是对中国文化和中国人的精神生活进行阐述的的集大成之作。

生平往事：史学大家这样炼成

幼年家教：无锡的文人传统与战时记忆

许倬云先生是江苏无锡人，家里兄弟姐妹八个，他排行第七位，下面还有有双胞胎弟弟许翼云。许先生一生对故乡故土魂牵梦绕，其间经历从不曾忘怀。

在混沌课程里，许先生这样回忆自己在无锡的所受的“家教”：“我的家庭在无锡住了几百年。无锡有一群知识分子，从明朝开始，就是持秉持着人间的正道，希望能拿这正道帮助政府，帮助其他的读书人，帮助社会的一般人，走入正道。这些人的命运呢，有好几个领袖是被政府处死的，一个领袖抵抗政府的不公，自己淹死在水池里。这些人拿生命换取一个他们心里做人的原则，这个传统在无锡传承下来。“

这使得在无锡读书的人，在无锡长大的人，几乎家家读书人都记得”东林“两个字——过日子，要按照做人的正道的原则：不欺不骗，也劝导人家不欺不骗，不要压迫别人、不要剥削别人、不要欺负别人。”（因为）你不仅是人一一对一的关系，你有对大众的关系，东林的祠堂里面挂了一个对联，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在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你要关心不仅是你的事，不仅家里的事，要（关心）天下之事。"

“关心天下之事”几乎是许先生一生的写照。他的关心方法，在持续一生的写作治学当中，也在从不中断的对他人、对世界的关注中。对于中国——他的出生之地，他著作等身，声名卓著；对于后半生与家人居住之地——美国，他在九十岁高龄，写下了自己对这个国家近六十年的观察：《许倬云说美国：一个不断变化的现代西方文明》；而对于这个变化频繁、几乎所有旧传统都面临土崩瓦解的当下，他更以鲐背之年，频频发声。一个典型的例证是，许知远采访之后，便有《往里走，安顿自己》一书问世。

除了为人的指引，许先生也难忘无锡家族带给自己求学好问的兴趣与性情。在与混沌创始人李善友教授的对谈中，他谈到了这种性情的可能由来：你要拿我读的书，跟钱钟书比的话，少太多了。我们沾亲带故啊，我们许家和钱家居住得很近，就是一百多步路，一过桥，一条小巷子，就是他家了。两三代的人，几家人这样，转来转去结婚姻。我两个婶婶是钱家的。他的书读得真多、真广。

许先生生于1930年，那是个内忧外患、战乱频仍的年代，所以许先生最早的求学其实是伴随着逃难的。这使得他早年，一方面主要跟着做国民党海军将领的父亲许凤藻先生学习地理、历史和国文，另外一方面则是在辗转于湖北、四川等地的逃难途中得到见识，尤其是对于农村的见识。

在混沌的课程里，许先生这样回忆父亲给自己早年的教育：“抗战期间书本不够，我们在战地四年半到五年，时时刻刻准备跑路。我听新闻、看报纸、听大人谈话，说敌人的炮声可以隐约听得见了，离我们20里了、30里了。敌军在哪里，父亲就在地图上拿个针刺着，挂个红的小钉子。今天打到这里，明天打到那里。那些地名对我而说，不是书本上的地名，是我们的军队在那抛血肉抵抗敌人进来......地图对我，地理名词对我，是具有生死意义的，这跟一般读地理书的不一样。这些教育，是地理跟你的生命合在一起......这些使得后来我看正式上学的时候，我的历史和地理不用看，我眼睛一闭就知道哪个城在哪里，这个地方发生什么事儿。”

除了地理，父亲也教许先生古文。“读到《大公报》张季鸾的社论，父亲告诉我这文章写得好，他读一遍给我听，读得铿铿锵锵，一篇社论千把字吧，他读一下、讲一遍，我就听懂了。“许先生坦言，”这些教育不是学校里可以提供的。“

父亲还教许先生读《饮冰室合集》——梁启超先生的的著作集。因梁先生又号饮冰室主人，故而得名。这本书用的是浅近的白话，看起来并不困难。但父亲对许先生有更高的要求：“父亲说，你要开始读古文，读了四书，有旁边注解，并不难懂。问我懂了没有，我大概懂了，可不太清楚；哪几句不懂？我这几句就不懂。我说什么叫安己？什么叫安人？父亲就说，叫你安心，帮你安顿，安身、安心，就是心不乱跑。这个教育是必须有人带路，他老人家带了我的路。”

这期间另外一方面的学问，则来自逃难途中的农村见闻。《在家事、国事、天下事——许倬云先生一生回顾》一书中，有一段这样的文字：“我所谓的穷，指的是一间房子......大概十五坪左右，一边是火塘，一边是睡觉的地方，另外一边放农具。这是我所看见最穷最穷的人家，没有烟囱，只有一扇门，两个窗，没有炕，没有床......也没有隔间，睡在地上的稻草堆上，就跟牲口住的地方差不了多少。虽然家里就有煤，烧煤不用花钱，但煤运不出去，也赚不了钱。”

还有一段，“从万县到老河口，我们走过一个村子，一个活人也没有。村民染上一种不知名的瘟疫，逃的逃，死的死，全村都死光了。村外有些新坟，村里的房子空荡荡。好不容易找到一个活的老太太，但是第二天她也死了。”

对于中国内地农村的真实面貌，许先生是熟悉的。他一生为普通人写史，也与这段同普通老百姓血肉相融的经历分不开。

到了中学阶段，许先生因为身体原因，其实是以特批的形式进了学校。这所学校名叫“辅仁中学”。辅仁中学在无锡非常有名，但跟辅仁大学没有什么关系，而是取“以友辅仁”的意思。许先生后来回忆说，这所中学的老师都是饱学之士，抱着服务乡里的理念教书。他们教书跟其他的学校很不一样，都是启发式的。其中有很多事，都给许先生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第一件是英文课堂不教语法，也不背书，而是造句。一堂课随机点一个人，出个主词，第二人接下去加个动词，这样子一直下去，直到这个词变成一个完整的句子。一堂课下来，写了一黑板的几句话，就变成一个小故事。许先生因此习得英文，对教授“造句之法”的“沈先生”也印象深刻。

第二件事，就是放学之后不回家，而是十个人一组，互相辅导。拿今天做的作业，重来一遍，请同学来教同学——数学好的，给大家讲一遍今天的数学功课；英文好的，讲一遍英文功课；中文好的，讲一遍中文功课。许先生回忆，“我常常被派到差事，是解释地理和历史，因为那时候学校老师说，你的地理、历史都不用学。”可见父亲早年对许先生的栽培之功。这样的经历，使得同学之间的关系特别亲近，直到半个世纪后，许先生已经定居美国多年，但仍会与老同学见面聊天。

许先生还跟着匈牙利人Mircea Eliade教授学习宗教学。这位教授是宗教学的开山鼻祖，还同时教授社会关系、社会学、文化学、神学等等。许先生印象最深的有两点：这位教授的口音极难懂，却教出了能胜任七个科系教学的教授；这位教授的研究室在三楼，“我爬上去很辛苦，得用屁股坐在楼梯上，一阶一阶往上爬。到了三楼，楼梯都让我擦干净了！”许先生认为自己受到了Mircea Eliade教授的影响也是两点。第一点是，强调天地之间的观念，认为不同的民族、不同的文化，都曾设想有个通天达地的联结。这个联结可能是一根柱子，可能是一个梯子，也可能是一座高塔，或是一棵可以上达云霄的生命之树；第二点是，人都有一个“古时候”，总有一个对于遥远古代的回忆，这个古代可能就是我们自己的起源。

除了汉学、宗教学，许先生在芝加哥大学还学了埃及学、亚述学、中东的神话学等等。亚述，指的是美索不达米亚平原（今两河流域）上的一个古国，存国时间大约为公元前九世纪到前六世纪。所学如此驳杂，难怪许先生每次授课，全球各文明的古代历史、地理、神话、宗教都能信手拈来。

芝加哥大学是马克思.韦伯理论的接受者和大本营。所以，许先生在这里也关注到了这位德国社会学家、历史学家。他在混沌的课程里回忆道：“我们中国的学者在西方读书，读文史的，没一个逃得出韦伯的圈来。但是我敢说，十个里头有七八个不知道韦伯不是单单讲新新教伦理。他编了五部书，每一部书是准备跟前面一本书对比的。新教伦理只是第一本书的一小部分，下面是新教和旧教之天主教之比，天主教和希腊罗马之比，独神教和多神教之比，印度和回教之比，佛教和回教之比，波斯教和犹太教之比，一路比较，最后比到中国儒家和印度之比…..”这种氛围熏陶，也为许先生一生写历史注重“比较”提供了注脚。

在芝大，许先生的精神世界不断被震荡、洗刷、沉淀，然后再反复。在《许倬云问学记》中，许先生也特别提到在芝加哥大学，学校为了他上课方便，特别安排他住在神学院宿舍，使得他能够有机会与舍友们交换宗教的讨论。许先生后来回忆，“那五年中，我一次又一次地把自己的宗教信仰打碎，又一次又一次地重建。这番经历，我想是人生难得的经验。今天我有什么宗教信仰是次要的问题，我珍惜的，是自己捣碎又自己拼合的反省过程。”

“世界的问题众多，你的思想就活泼”

在混沌的课程里，许先生特别提到的为人处世之道，是儒家的忠恕原则。所谓忠，就是凭着自己内心定下的最好的做人原则，尽心来为之。“你不能说我雕刻一个艺术品，雕了一半我说我不雕了，扔了，那你这件艺术品永远做不到。你的心也是个艺术品，经过你不断地改，不断地注意不要污染。拿此心变成光明磊落，拿此心不仅是对自己忠实，更要紧的是，拿自己忠实对待别人。这个忠不是忠于主人，也不是指忠于他人，而是尽心而为。”

所谓“恕”，就是以很宽尺度来衡量自己跟别人的相处之道。“我要拿很宽尺度原谅人家失误，但是要很严格的尺度将心比心，理解别人。这个是做人基本原则。忠恕合起来就是仁爱的仁，两人相处之道谓之仁。“

这种为人之道，是中华儒家的传统，是无锡的家教，也是战争血泪记忆里开出来的花朵。“我看见满城的尸首，我们房子炸掉了，睡在街边上，夜里惊醒，看见阴兵过境，那个是精神极度紧张之后的反应，幻觉。一个人的幻觉可以拉动半个城，这种在集体心理上有的，这就过分的紧张之后产生的幻觉传染着。这些事情，让我接近人民，接近最弱的地方，生死关头、饥饿关、罹难关头。我对生命因此特别重视，特别尊敬，也特别对别人的苦事我感同身受。”

许先生说，我不在书斋里，我在人中间。

许倬云先生，生于大陆、长于台湾、留学并任教于美国（王小波笔下那位“我的老师”），是美国匹兹堡大学荣休教授、台湾“中研院”院士，以其学贯中西的素养享誉海内外学术界，被称为台湾历史学界的耆宿，高屋建瓴的世界公民。

许先生是中国史研究的大家，他的西周史、春秋战国与汉代的社会史研究独步天下，但影响更大的是他打通中西、纵观古今的通史研究。他从世界的高度看中国，既高屋建瓴，又不失对中国文化的深情。

大师写专著不难，但大师写小书，却没有几位能够做到。而许先生的几部书都是叫好又叫座的畅销读物。

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许纪霖说：“不要以为这类读物好写，只有学问到了炉火纯青、阅历通透人情世故、人生看尽江山沧桑的时候，方能够化繁为简，将历史深层的智慧以大白话的方式和盘托出。有学问的专家不谓不多，但有智慧的大家实在太少，而许先生，就是当今在世的大智者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