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部80岁老人在“厨房”写出的处女作，为何能够获得豆瓣评分9分、热评超六万、热销数十万，横扫豆瓣读书年度中国文学第2名，单向街书店文学奖等十二项文学大奖？天涯网友胡破卷：这是纯粹的民间书写，文笔也透着民间的莽莽之气，有些片段打死都别想在史料或书斋里炮制出来的作品中看到。我喜欢看这样来自一线的文字：无矫饰、无保留、粗粝、直情。它们贴身而行，大量难以想象的新鲜细节，让我感应到往事的呼吸。80岁老太杨本芬，生于1940年，青年时未及毕业即下放江西农村。此后数十年为生活挣扎，做过许多活计：种田、切草药、当工人……大火之前，杨本芬从未幻想自己会成为一名作家，怎么可能呢？一生为生计奔忙，却从未做过任何与写作相关的工作，也从未接受过任何写作培训。直到花甲之年，“那一年，我六十来岁，生活似乎已不再需要目标与方向，只需顺天应命。但我开始干一件从未干过的事情：写作。”那年，89 岁的母亲梁秋芳——也就是书中的秋园——去世。杨本芬被巨大的悲伤击中，她意识到：“如果没人记下这些，母亲在世上的痕迹就会迅速被抹去了。”想到母亲操劳悲苦的一生就这么归于寂静，她就忍不住难过。一天，在女儿的书架上，她翻开作家野夫写的《江上的母亲》。这是一篇纪念亡故母亲的散文，写得催人泪下。野夫说，他花了 10 年平复伤痛，才敢提笔写母亲的旧事。这触动了杨本芬，她已经 60 岁了，还有多少个 10 年可以等待呢？秋园十二岁那年的春天，来得很是蹊跷。前两日还需穿棉袍夹袄，隔天气温就升至二三十度，太阳底下恨不得着单褂了。天井里的一丛迎春，仿佛不经蓓蕾孕育就直接爆出花朵。葆和药店门前那株垂柳，数月来干枯失色，却似乎一夜之间便抽出细嫩叶芽，阳光照耀下如淡绿的碎金，在早来的春风里无知无觉地飘荡。那日梁先生诊完一个病人，踱进内室，手里举着两张票子，一脸高兴的神气，对女眷们说：“刚才来看病的客人在市政厅做官，送了两张游园会的票子答谢我，我看就让清婉和清扬去吧。”清婉是大嫂，清扬是二嫂。这两个名字是她们嫁进梁家后，梁先生替她们起的。此次游园会在报上张扬有些时日了，请的都是城中官员、名流或富绅的女眷。这种事在这个保守的古城算是首次。药店虽说生意不错，可说到底梁先生也不过是个郎中，按理说是拿不到票子的。此次意外得票两张，他不由满心欢喜。游园会那天一大早，清婉、清扬就起来打扮：脸上胭脂水粉一样不缺，身上套着自己最好的织锦缎夹袍，高高的立领把脖子撑得长长的。袍子的腰身特别紧窄，二嫂有点胖，边穿边吸气，嘴里直叫“哎哟”。秋园在一旁眼巴巴地看着她们，羡慕了一番她们的漂亮衣裳，就照常上学去了。下午三点从学堂回家的路上，秋园感觉城里有点奇怪。店堂里的人都从店里出来了，三五成群地聚在门口议论纷纷。路上行人神色间自带一番仓皇，似乎发生了什么大事。秋园回到家，发现葆和药店那两扇朱红大门大白天破天荒地紧闭着。门前围着一堆人，隔壁金店的掌柜也不做生意了，布店的掌柜也跑出来了。看见秋园，他们都转过身来。“船沉了。”在一张张翕动的嘴里，秋园听明白了这三个字。洛河里那条画舫游船几乎是在一眨眼间沉没的。那些小姐太太拥挤在一处，在人们反应过来之前，游船迅速失衡，一头扎进水中，飞快地消失了。清婉和清扬都在那艘船上。她们裹着她们的织锦缎窄袍，丧生在洛河里面。办完两位儿媳的丧事，梁先生就病倒了。身体受了早春的风寒，邪毒入侵。身病加心病，终至一病不起，不过短短半个月就病故了。可怜梁先生一生干的都是悬壶济世的事，却没料到自己会英年早逝。梁先生缠绵病榻的半月间，一直是秋园的大哥秋成陪床。他在父亲身侧搭了个小榻，衣不解带地伺候。办完父亲的丧事，秋成便得了怪病——全身乏力，颤抖个不停。病名无从查考，病因倒可想而知：半个多月里，失妻丧父，连办三场丧事，这年轻人撑不住了。秋园的童年时代结束于十二岁——那年春天，她失去了三位亲人。亲手送走自己的亲人，这只是开头。在以后的漫长岁月中，秋园生下五个孩子，带活三个，夭折两个。四十六岁，她埋葬了丈夫。秋园自己活到了八十九岁。去世前那几年，她常说的话是：“不是日子不好过，是不耐烦活了。”一天，一个早年结盟的朋友从信阳过来看望梁先生，才知他已经走了。朋友好一阵伤心，大哭了一场。又看到梁先生的大公子病成这样，叹息不已。这个朋友本来抽大烟，就让秋成抽了一口，说是提提神采。秋成接过对方递来的烟枪，连抽了好几口，顿觉精神振奋、飘飘欲仙，浑身一阵轻松，病魔似乎已离他而去。他一下子好了许多，居然能下地走路，也有了食欲。只是把个大烟抽上了瘾。梁家家底算得殷实，光洋用两个大缸子埋在屋檐脚下的水沟旁。家人只得把这些光洋挖出来，由着秋成抽了一段时间大烟。这么着坐吃山空，家里只剩了个空壳子。眼见一家人生计都要没了着落，秋成不得不重新挂起葆和药店的招牌，一边替人看病，一边戒烟。托梁先生原先的口碑，病人倒也络绎不绝。秋平不曾学医，便掌管药店杂务。兄弟齐心合力，药店一时间蛮有起色。梁先生去世后，梁太太就让秋园停了学，留在家里学做针线活。秋园心里不乐意，但当时家中那个景况，她实在不忍忤逆母亲。何况，家里渐渐也拿不出钱来供她上学了。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爆发，日军侵占东北三省。一九三二年，“一·二八”事变直接威胁到南京，国民政府迁都洛阳，洛阳成了战时行都。于是，葆和药店便常有一些身着戎装的军人或戴礼帽、穿长衫的大小官吏前来看病。一天，安良街上一个姓扣的人家出殡。秋园也跟着梁太太出门去看热闹。扣姓人家很有钱，所有活人在阳世上用的东西，死人也样样不少。这些东西用竹子和纸扎成，摆满了两条街，上山时让叫花子举着、抬着，到了山上再一把火全部烧掉。秋园在人群中看了一会儿，就朝家中走去，浑然不觉看热闹的人里有个人一直注视着她。此人是当时国民政府的一位校级官员。他患有偏头痛，经常去葆和药店看病，秋成开的方子有缓解之功，一来二往，俩人便成了朋友。见秋园走进药店大门，过了一会儿，他也踱了进去，问别人刚才那个留长辫子的姑娘是少梁先生的什么人。仅隔了两天，葆和药店就迎来了国民政府参军处秘书长的夫人。这位董太太三十来岁，长相漂亮，衣着华贵，穿金戴银。她不看病，而是直接找到梁太太，把她拉到一边，俩人嘀嘀咕咕了许久。秋园虽不知她们在讲些什么，但见她们说着说着就往自己这边看，便知道她们讲的必定和自己有关。从那天起，董太太隔三差五就来药店一趟。她给秋园买了两双高级皮鞋，还再三交代梁太太别给秋园裹脚。虽未点破，可秋园心里明白，董太太是来给自己做媒的。两个月后的一天，梁太太忽然对秋园说：“小妞呀，董太太是来给你说媒的，说的是国民政府参军处上校参谋杨仁受。他是湖南长沙人，今年二十六岁，家里只有一个老父亲，有田有屋，是个小康之家。”梁太太问秋园同不同意这门亲事，秋园不答，再问就哭。太太问了三夜，秋园哭了三夜，她也不知道自己究竟在哭什么。一天晚上，当梁太太再问时，秋园突然来了主意，把眼泪一抹，说道：“让他送我读书，等我中学毕业了再结婚。”第三天一大早，董太太就来了，喜形于色地对梁太太说：“杨参谋不但愿意送小姐读书，还打算将老父接来洛阳，买房子安家。”梁太太点点头，秋园终于也点了头，这桩婚事就算应允下来了。秋园未及与杨参谋谋面，董太太就领着四个人送来了聘礼，他们每人头顶一张小方桌，鱼贯走入葆和药店。小方桌是从喜店租来的，专门用于送订婚大礼，桌子由竹子编成，边长一尺五寸，中央安一个碗口大的竹圆箍。桌面上铺着红绸布，聘礼就放在红绸上，计有四件旗袍、一对金戒指、一对秋叶金耳环、一双金镯子，还有四双缎面平底布鞋。秋园出嫁那天，看热闹的人山人海。送亲的和迎亲的分乘八顶蓝色大轿，这叫双娶双送。新娘子坐一顶花轿，吹鼓手在一旁奏乐，这种出嫁场面当时在洛阳算得上高规格了。结婚典礼在河洛饭店举行。主婚人是国民政府参军处的参军。国民政府主席林森送了贺喜对联。秋园躲在红绸布后面，对外面的热闹心不在焉，只是迫不及待想看看自己的丈夫到底是怎样一个人，便偷偷地掀起盖头来。新郎一副文官打扮：头戴礼帽，脚蹬圆口皮鞋，胸前戴朵大红花，国字脸白白净净，面相诚笃忠厚。此时此刻，秋园才算放了心。仁受在洛阳安家的承诺却没有兑现。一九三二年底，国民政府回都南京，秋园也跟着仁受到了南京。秋园一心想读书。那时正值阴历十月，没什么学校可考，她就参加了妇女职业补习班，学习缝纫、刺绣、编织。周围同学多半是结了婚的妇人，其中最大的有三十岁，秋园年龄最小。仁受在南京大沙帽巷租了两间住房。他的薪水并不高，每月九十块银元，碰上国难当头，薪水九折，每月实际还领不到九十块。两个人生活很是节俭，每天早上一人一个烧饼、一个鸡蛋，再加一壶开水。饭后就各干各的，仁受上班，秋园去妇女补习班。晚上，仁受教秋园写字、读书、念诗，待她就像个小妹妹。逢仁受休息，两人常去夫子庙玩耍，秋园总会买上一盆小花带回家养。不久，租屋过道里就高高低低摆了一溜儿花，不名贵，倒也煞是好看。说起来真是不可思议。日军占领南京前，不时派军用飞机到城市上空侦察。虽然飞机飞得很低，但日军既没遭到防空炮火阻击，也没遭到军用飞机拦截，有时连防空警报都没响。更可笑的是，一些南京市民竟然在街上摆了桌子，拿根长竹竿去戳飞机。一九三七年深秋，一艘轮船停泊在汉口码头上等待靠岸。浓雾笼罩着宽阔的江面，看不到江水和天空，也看不到不远处的其他船只，天地之间只剩浓白的雾。远方，一小片浓雾深处闪烁着淡白的光亮，那是太阳在照耀，可灼热锐利的阳光亦穿不透浓雾。间或有汽笛鸣响，那声音孤单、凄清，如盲人般在雾中胡乱摸索、碰撞。仁受、秋园和他们五岁的儿子子恒正在这条船上，船将开往重庆。自十月国民政府决定迁都重庆，将其作为战时陪都起，国民政府大小官员便陆续撤往重庆，仁受也在其中。仁受像头困兽，一会儿到甲板上加入同仁对时局的议论，一会儿在舱室里心神不宁地踱来踱去。战事越打越艰难，这一去就很难回头了。他没有别的牵挂，只想再看一眼又当爹又当妈，将他一把屎一把尿拉扯大的瞎眼老父。战事发展非人力所能控制，微弱的个人就像一段浮木，在时代的滔天大浪里载沉载浮，不知会被浪头打往哪一个驳岸。倘若这次见不到父亲，也许就永远见不到了。此地离湘阴甚近，不如带妻儿下船，看眼老父亲再走……一路上他都举棋不定、心事重重。秋园忙着哄逗五岁小儿子恒，母子俩常常无知无觉地咯咯欢笑。秋园这年二十三岁，她北人南相，长得白皙、窈窕，身上那件深蓝底缀银色梅花的缎子夹袍更衬得她面目清丽。自打结了婚，仁受就是她的天，她依他如父如兄。秋园想得很简单：仁受说去哪儿就去哪儿，仁受说怎么办就怎么办。仁受看着秋园母子俩，愈发感到身上责任重大。时局如此混乱，一下船恐怕前途未卜；可此番若不见老父一面，今生或许再难相见……他在两种思绪中挣扎无果，索性出了舱室，径直走到甲板上向一位张姓同仁请教，此人素有“张半仙”之称。“你替我算算，我究竟该下船还是跟着船走？”仁受焦急地问道。张半仙回到舱室，郑重地替仁受打了一卦。卦象显示，仁受该下船，回湖南乡下看望老父。既然天意如此，不妨遵从。仁受回到舱室，匆匆对秋园说：“把东西都收拾好，船一靠岸我们就下去。”船在大雾中等待了三个小时，浓雾在阳光的驱赶下总算渐渐散去。船只鸣响汽笛，小心地向岸边靠去。这艘船只是中途停靠武汉，下船的只有仁受一家。仁受拎着皮箱走在前面，秋园牵着子恒跟在后面，两名勤务兵挑着四个大箱子尾随其后。过吊桥时，年轻的秋园抱起子恒，迈着轻捷的步子走了过去。从前的生活，也远远地留在了吊桥那边。仁受死了，尽管他早已做不了什么，但仍是尊威严的守护神，守护着秋园和这个家。没有仁受的家更显凄惨，空落落的三间破瓦房仅留下片摇摇欲坠的门板。一天，秋园深思熟虑后对之骅说：“两个弟弟都大了，家里不用你帮忙带人了。你去考学校吧，若能考取，就出去读书。这么小的年纪，做这么重的田里功夫，也挣不到几个工分。留下一条命最要紧，家里有我撑着。”读书是之骅心心念念却好像永远也盼不到的事情，天晓得她多想去念书啊！但家里这种情况又怎能一走了之？她连忙说：“不行不行，我在家里可以做很多事，妈妈可以少吃些苦。”秋园说：“不必争啦，我早已想好了，就是怕你考不取。”之骅考取了岳阳工业学校。她既高兴又难过：高兴的是又有书读了，这是做梦也想不来的好事！难过的是接下来家里诸事全要靠妈妈一个人撑着，不忍心啊！报到前的半个月，之骅常常天不亮就起床，要么出工，要么挖土，要么上山搞柴火，直做到月亮出来才回家……恨不得把家里的事全做完。终于到了开学那天，秋园早早替之骅做了件白洋布褂子，从头上套下去，不开扣，这样更省布。再穿条黑裤子，清清爽爽一个人。入学通知上说，学校是新办的，为了建设好学校，正式上课前须劳动十天，要自带畚箕、锄头、扁担等工具。之骅带了一担畚箕，把为数不多的行李用布包好，放在畚箕里挑着。秋园把之骅送到山坳的高坡上。一路上，之骅几乎没开过口。秋园嘱咐什么，她只是不断点头。母女俩走到坡上一棵树下，秋园停住脚步，说就送到这儿。之骅转过身，眼泪哗哗地流，但还是往前走，走几步就回头，直到看不见那棵树和树下的秋园。之骅去了岳阳，赔三和田四白天上学，秋园出工。包过的小脚不能打赤脚，有人开口闭口便是“没有改造好的旧官吏太太”，屈辱的日子沉重得有如泰山压顶。日子实在难熬，秋园决定回趟洛阳娘家。如今，娘家只剩下大哥秋成，她想去看看大哥过得怎么样。要是能在洛阳找到事做，哪怕是替人做保姆，秋园都愿意。秋园把去洛阳的打算告诉子恒。子恒教书，住在学校。他说：“妈妈啊，这事只好您自己拿主意了。您的处境实在太难，这日子苦得好似没个头。只是一路上带着两个弟弟，我又不能请假送您去，真不知该怎么办。”说罢，黯然泪下。秋园说：“快莫哭，快莫哭，你一哭我更难受。这又不是死别，我是回娘家，情况不好就赶紧回来。”说罢，她竭力装出轻松的样子，嘴巴动了动，硬是没能笑出来。子恒把为数不多的粮票和钱都给了秋园，秋园执意要子恒留点，母子俩推来搡去。子恒哭着说：“妈妈，我给您的东西实在少得可怜，这点钱和粮票能让您在路上少受点苦，我心里也好受些！”天一亮，秋园就带着赔三和田四，连同少得可怜的几件换洗衣服上路了。露珠未干的清晨，天高地阔，云淡风轻，微风中荡漾着夏天的气息。母子三人一连饿了几天，肚子空空，身体虚弱，走起路来头重脚轻，直到明晃晃的太阳悬在头顶，才走到湘阴火车站。火车站里人如潮水，男女老少都有。有的大腹便便，一脸浮肿；有的枯瘦干瘪，肋条棱棱可数。饥饿使他们变得不像人样，驱使他们离乡背井，到异地去讨生活。秋园也加入了他们的行列。火车发出一声长鸣，缓缓开动了。子恒上站台送他们，挥着手跟着火车跑。随着一阵急促的咣当咣当声，火车加速了。子恒的身影越来越小，终于被无情的火车抛弃，消失得无影无踪。路上的艰辛自不必说，每天只能靠一碗煮南瓜充饥。到武汉转车时，没有钱住旅馆，母子仨就在火车站附近堆放的枕木上睡了一晚。葆和药店早就公私合营了。秋成在医院里上班，成了公家人。他后来又结了婚，有一儿一女。粮食每月定量，一下增加三张嘴当然不够吃。秋成妻子秀萍一向是个好当家，一日两餐的高粱糊糊清溜溜的，每人两小碗。秋成每餐另有一碗清溜溜的面条。秀萍整天嚷着查户口的要来，外人不准住久了。秋园心里清楚，秀萍在赶她走。秋成每晚带着秋园出门，说是去找事做。一到街上，他就赶紧买两个熟鸡蛋、一斤蒸红薯给秋园他们吃。刚出炉的蒸红薯滚烫滚烫的，秋园和赔三、田四拿在手里，哈哈气，三口两口就吃光了。事情自然没找着。十天后，秋园不愿为难大哥，执意要回家。秋成买好车票送他们上车，分手时给了秋园五个高粱窝窝头。这是秋园和秋成最后一次见面。回去又经武汉转车。在候车室，秋园遇到了个湖南老乡，她五十多岁，圆脸，黑皮肤，大眼睛，个不高，结结实实一副豪爽模样。两人攀谈起来。陈大姐忽然瞪着大眼睛，看着秋园说：“你还要回湘阴？回不得，你们湘阴比我们衡阳还要差，饿死几多人！”秋园说：“湘阴是我老家，不回去又回哪里！”陈大姐说：“看你带着细崽，好作孽，不如一路跟我去湖北。我在湖北落了户，那地方人心好，不讲吃得有多好，粗茶淡饭是有的。我劝你莫带着两个细崽回去送死。”秋园说：“我人生地不熟，到哪里去找饭吃，莫不是去讨？”陈大姐说可以找事做，那湖北地多人少，特别是收棉花时缺人手。秋园说：“我倒是会做衣，我身上的衣是自己做的，你看要得不？”她身上正穿着那件对襟的乳白色褂子。陈大姐仔细看了一会儿，说：“做得蛮好，凭这个手艺就能赚得饭吃。我们那地方都穿大襟衣，没人会做这样的衣服。”陈大姐快要上车了，秋园还在犹豫。田四扯着秋园的衣角边，劝妈妈不要回家，说是不管到哪里都比回家好。秋园说：“要是找不到事做，又没路费回家，怎么得了！”陈大姐说：“要是找不到事做，回家的路费归我，总可以吧？”就这样，秋园跟着陈大姐到了湖北汉川县马口镇的王家台生产队，暂住陈大姐家。第二天就有人请秋园做衣。秋园开始做上门手艺，不要工钱，对方只管母子仨的饭。人家都乐意。秋园做事从不偷懒，一天到晚不停做活，做一天可抵别人一天半。慢慢地，人熟了，秋园在队上借到一间小房子，晚上就在家里帮人做衣。有了点现钱后，秋园又求人将赔三、田四送到附近的小学读书。没多久，方圆几十里传得沸沸扬扬，说是王家台来了个好裁缝，不但衣服做得好，人也长得漂亮。秋园四十多岁了，仍是那么耐看。从此，秋园干活更加卖力，白天黑夜地替人做衣，想赚点钱回家。为了这个家，她没让子恒去参军，也没让他去东北。秋园对此一直很内疚，她不想再拖累子恒，要是拖累得他连书都没得教了，那这孩子岂不是太可怜了！一九六六年七月一日，天气异常闷热，草木纹丝不动，躺在树荫下的狗吐出长舌头，喘着粗气。田四这年十五岁，长得高挑、白净，漆黑柔软的头发剪得整整齐齐，唇红齿白，算得上是个美少年。田四初中毕业了，这天要去学校拿毕业证书。他就读的马口中学离家七里多路，沿着笔直的河堤走去就是。河面不是很宽，河水碧绿碧绿的，微风吹过，波光粼粼。田四有点激动，早上七点半就穿戴整齐了：白棉布衬衣，西装短裤，脚上是秋园亲手做的布鞋。吃罢早饭，他背着黄色帆布书包就要往学校去，才跨过门槛，秋园快步赶来说：“把午饭带去。”然后将四个早晨蒸好的包子放进书包里。下午三点左右，一个学生带着田四的书包找到秋园说：“有个叫杨子平的初三同学在河里玩水一直没上来，只怕出了事，是一个在河边车水的老人讲的。”秋园听了如五雷轰顶，边哭边喊：“不可能！不可能！四儿从来不玩水！”但摆在面前的书包分明是田四的，“三好学生”奖状上写着他的名字，作文比赛的奖品上也明明白白写着他的名字，白棉布衬衣还是秋园亲手缝制的……哪会有错？秋园呼天抢地地向河边跑去，一路上不知摔了多少跤，膝盖上的血都渗到裤子外面来了。最后几步，秋园是爬过去的。她好似疯了一样，力大无比，没人拉得住她。王成恩立马请了三条船打捞。船夫们弯腰曲背，拿着带铁钩的长竹竿一下一下在水中寻找，从三点多到六点多，仍未打捞上来。船夫们累得气喘吁吁、汗流浃背，坚决不干了。秋园全身软得站不起来，趴在地上说：“我活要见人，死要见尸，请你们行行好，再打捞一次。”就这一下，一个船夫感觉钩到了东西，大家帮忙提上来一看，铁钩正钩着田四的裤子口袋。田四眼睛闭着，浑身滴着水，裸露的上身和腿脚被水浸泡了几个小时，白得耀眼。秋园匍匐着向前扑倒在田四身上，叫道：“儿啊，我的儿啊！”然后就昏过去了。有懂点医的赶紧给她掐人中。好一阵，秋园才苏醒过来，又是一阵捶胸顿足、号啕大哭。哭累了，便发出呜呜声，那声音在乡村的夏夜里使人不寒而栗。过往行人和队上的人把秋园团团围住，个个眼泪巴巴，想出各种话来劝慰她：“你儿子从来不玩水，是鬼把你儿子找去了。前几天也死了个十多岁的男娃子。你看他的腿还是跪着的，他不肯去，向鬼求情，但鬼就是不放过他。命该如此！人死不能复生，你要想开些。”秋园哭道：“阳间有恶人，阴间有恶鬼，逃过一劫又一劫，不知我前世造了什么孽，今生今世要受这么多苦难！”月亮冰冷地挂在天上。月光下，大堤边一棵棵挺立着的树木此时都变成了面目狰狞的恶鬼，好像随时会扑过来把好人吃掉。秋园觉得自己是在做着长长的噩梦。人们用门板抬着田四，王成恩背着秋园眼泪横流，爱民在一旁扶着。王成恩叨念着：“是我没福气，留不住这个儿子。”秋园撕心裂肺地痛哭，嘴里不停地念着：“一个好好的儿子、一个好听话的儿子，上午高高兴兴地出去，下午变成这个样子回来。儿啊，你怎么要去玩水？你是从来不玩水的。你留下娘怎么过啊！要是我死一千次、一万次能换回你的命，我愿意啊！”她亲手替田四穿上最好的衣服，一遍遍用手摸着田四：“一双新鞋还没穿过，四儿，你穿着上路，不会嫌小吧，你的脚长得好快。儿啊，你在路上慢慢走，妈妈随后就到。”秋园一连几天不吃不喝，她无力号哭，只是默默地以泪冼面。这一年，秋园五十多岁。少年丧父，中年丧偶，晚年丧子，人生三大悲事都让她摊上了。秋园一遍又一遍地想：难道真是命该如此？我跑来湖北原是为了活命，没有饿死，却还是淹死了，难道非死不可？这次是下定决心死的时候了，四儿死了，我活着还有什么意思？王成恩（秋园改嫁后的丈夫）寸步不离地守着，连上个茅坑都跟着，秋园一时找不到机会。后来，她开始起床、吃饭，心里似乎踏实了：反正自己也要死了，跟随田四而去。半个月后的一天下午，王成恩要去公社开个紧急会议，想带秋园一同去。秋园说：“你放心去吧，我没事的。人死不能复生，想不通也要想通。”王成恩说：“你千万不要做傻事，在家里歇着，我一开完会就回来。”交代再三后才去开会。她选了几件最喜欢的衣服，想要像平常一样穿得干干净净、整整齐齐地上路。洗罢澡，穿戴齐整，便找来根棕绳拿在手里。临了，想起来还要梳个头，决不能蓬头散发，便把乱发仔仔细细地抿齐在耳根。哪知眼睛刚碰到镜子，就望见里面有个女人，一根绳子从脖子上绕过耳边往上吊着，眼睛睁着，舌头伸得老长，鲜红鲜红的。坐在大门外，秋园仔细回想刚才的事。听说人一旦有了死的念头，鬼就要跟着这人三天。“我想上吊，鬼就找来了，原来吊死的人是这般模样，真吓人。我死后也是这个样子，会吓着自己的亲人。”秋园将脚朝地面狠狠一跺，“我不死了，我一定不死了！鬼，你去吧！我想通了，就是不死了，你能把我怎样？我死了一个儿子，还有三个儿女。四儿死了，我痛不欲生，我死了，我的儿女也会痛苦不已。我要为他们着想，决不能给他们带来痛苦。我要活下去！”乔木林带着县医院接生的医生赶到时，之骅的第一个女儿已经呱呱坠地。之骅静静地闭着眼睛，头上栖落着黄豆大的汗珠。从此，她成为一个母亲——如同秋园，如同世世代代的女子。
之骅一共生了三个孩子。孩子们很小的时候，她就告诉他们：“长大以后，你们要读大学。”秋园也好，之骅也好，这一生总是想上学而不得。之骅老对孩子们说，她这辈子就是没有念够书。秋园七十多岁时依然步伐矫健，喜欢自己出门买个东西或办点事情。黄土路一到雨天便湿漉漉、粘答答的，一踩一脚泥。可秋园喜欢去塘里洗东西。凡是自己能做的事，决不等孩子们回来，这是她的信条。子恒和赔三陪着秋园一起住在赐福山老屋。兄弟俩一大早出门，去各自学校教书，下午五点多才能到家。他们总是跨进大门就喊：“妈妈！妈妈！”要是秋园答应得慢了点，弟兄俩便会惊慌失措，到处寻找。秋园看到兄弟俩回来了，自是高兴异常，麻利地泡上豆子芝麻茶，送到儿子手中。赔三结婚后，每周五回自己家里住一晚，周六上午赶回老屋，换子恒回自己家。周日晚上，兄弟俩又齐聚老屋，周一早上各奔学校。尽管兄弟俩如此辛苦地来回，秋园仍要一整天一整天地守着山林深处这一栋屋子。如果没人在屋前田头做事，老屋里就静得只剩下风。子恒和赔三在学校里也提心吊胆，担心秋园独自在老屋有什么意外，比如洗衣服掉进塘里之类。子恒曾经提出一起住在学校里，可秋园不同意，她不愿自己什么事都不做，要儿子养着。她找队上要了两丘田，请人种着，让兄弟俩出点工钱，每年能打十来担谷，根本不用买粮食。蔬菜也自给，偶尔买些荤腥。秋园觉得这样挺好，没给兄弟俩添负担。八十九岁那年，秋园平地跌了一跤，胯骨跌断了，只能仰面朝天躺着。她疼啊、疼啊、疼啊……没有了肉，只有骨头，那一把疼痛的碎骨。骨头抵着床垫很不好受，她不停地让人给她换姿势。每搬动一下，她便疼得像一只吱吱叫的小鼠——被捕鼠夹和疼痛夹住的、皱缩绝望的小鼠。子恒和赔三抬着她去了医院，想接好她的骨头。可是接了又断。他们又冒险把她搬上车，送到省里最好的骨科医院。那儿的医生只肯开药，不肯接骨，担心在骨头接上那一瞬间，她会疼得晕死过去，再也醒不过来。之骅赶回老屋，每天精心照料秋园：抚摸她的身体以减轻痛楚；小心翼翼挪动她的身体，以免生褥疮；实在疼得厉害就喂服安眠药，让她昏昏睡去。后来，秋园神志不那么清醒了，对之骅说：“你是谁啊？何里对我这么好？”先是喉头涌上一阵痰，急剧地喘咳，然后奄奄一息地平缓下去。最后一刻，她突然睁大眼睛，看了她的孩子们一眼——长大了的孩子们正立于床头，守候着她的死亡。这就是她在这个世界上的最后一眼。就这样，秋园带着她的碎骨、她骨头里的疼痛、她的最后一眼，去了另一个世界。
写作，本来是为了纪念自己的母亲。以生命为积累，在花甲之年，利用做饭闲暇动笔，不知不觉的，竟写了三本书。杨本芬说：“我就像是用笔赶路，重新走了一遍长长的人生。”
文字质朴的叙事，坦然绽开杨本芬岁月的收获和人生的裂痕，对自己母亲的思念如火山喷发，逐渐蔓延凝结，变成一种记录个人命运和家国历史的独特追溯。
为此，诚荐杨本芬作品集：
《秋园》以杨本芬的母亲——梁秋芳为原型，讲述一位出生自1914年的女性，如何在变动不安的时代中奋力求生。被读者们称为女性版的《活着》。
《浮木》是《秋园》的续集，写母亲几个孩子的后续人生，以及中南腹地这些乡间人物的生生死死。有读者说：“从《浮木》中读到了正统历史之外普通中国人的生活史。”
《我本芬芳》借陈惠才的经历，讲述女性在亲密关系当中的困惑与痛楚。
——出版人涂涂：只读了一章，我就决定必须出版
它是直面家国的历史，它是直面苦难的命运。但它首先，是写作。它是一个足够天才的作家，以生命为积累，在花甲之年，利用做饭闲暇动笔，到80岁才得以出版。而后，卖到脱销、一再加印的处女作。
——俞敏洪：读的时候，满脑子都是外婆和母亲的影子
有人强忍眼泪读完，有人深夜一口气读完，有人站着读完，有人念给长辈读完……有人说它是《活着》，有人说它是“呐喊”，更多人想起自己祖辈父辈，姥姥、奶奶、姑姑、妈妈……
——教授丁帆：家庭变迁中高度浓缩和真实的中国社会史
没有美化苦难，没有诗化死亡。聚焦50-70年代艰难岁月，“时代的苦透过薄薄书页溢出来”。它不仅是一个家庭的故事，也是千千万万被淡忘、被深埋的普通人的生活史、苦难史。
杨本芬，80岁出版处女作《秋园》、81岁出版《浮木》、82岁出版《我本芬芳》，三书本本热评过万。许多读者不仅自己看，还买来送给长辈。每购一套杨本芬三书，即可在随机一本书上收获杨本芬亲笔签名。签名本数量极为有限，长按下图，识别图中的二维码，即可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