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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的真问题——逃不脱的“历史周期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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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的真问题——
逃不脱的“历史周期律”?
编:屏营

《左传》中记载,庄公十一年(公元前683年),宋国发生洪灾,鲁国君主派大夫臧文仲前去慰问。听闻宋国君主将洪灾归咎于自身,臧文仲深为感动,说“禹、汤罪己,其兴也悖焉,桀、纣罪人,其亡也忽焉。”

熟料此言一语成谶,“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成了历朝历代都没有能跳出的一条兴亡周期律。其后两千六百多年间,每当中国再度面临前途和命运的抉择,关于这一“历史周期律”的讨论总能一次次的引起世人的关注。


▌“窑洞对”——中国历史的演进模式

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前夕,黄炎培与国民参政员褚辅成、冷遹、左舜生、傅斯年等一行六人,从重庆飞抵延安访问。

毛问黄炎培来延安几天感想怎样?黄炎培引用《左传》《中庸》等典章,提出了“周期率之问”:

“我生六十多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看到的,真所谓‘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不少单位都没能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力。

大凡初时聚精会神,没有一事不用心,没有一人不卖力,也许那时艰难困苦,只有从万死中觅取一生。继而环境渐渐好转了,精神也就渐渐放下了。

有的因为历时长久,自然地惰性发作,由少数演为多数,到风气养成,虽有大力,无法扭转,并且无法补救。也有为了区域一步步扩大了,它的扩大,有的出于自然发展,有的为功业欲所驱使,强求发展,到干部人才渐见竭蹶、艰于应付的时候,环境倒越加复杂起来了,控制力不免趋于薄弱了。

一部历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荣取辱’的也有。总之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中共诸君从过去到现在,我略略了解的了。就是希望找出一条新路,来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

这场历史性的对话因发生在延安的一处窑洞里,又诞生于特殊的历史时刻,因此被称为“窑洞对”。


这种“合久必分,分久必合”——规律性崩溃与兴起的历史演进模式,被学者金观涛归纳为“超稳定—超震荡”结构。

简单说,这一“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历史周期律有以下几个特点——

◎政治形态:效率第一的强人政治
 
中国政治的内核源自——周秦之变,其核心是一场由小共同体本位到大共同体本位的转变,是为了将人们对家族的忠诚转移到作为国家代表的君主之上,以君主之大私为天下之大公,通过君主专制的方式加强集权。

从春秋到战国,战争愈演愈烈,在战争的推动下,富国强兵的逻辑压倒了一切,谁拳头硬、手段狠谁就是老大。国家越来越少,杀人越来越多。只有效率最高、道德水准最低的国家能够幸存。
 
因此,封建制、贵族制和礼制等一切“温文尔雅”、“含情脉脉”的东西,都逐渐让位给效率至上的郡县制、科层制和中央集权。

◎社会形态:一元结构的“超稳定形态”

一元结构的文明,世俗政治和权力是核心,整个国家一切的政治、经济、社会力量、信仰、文化教育都围绕它展开,都为它服务。
 
传统的古文明大多都是一元结构,比如孟子说:“天下定于一”,波斯人说“国王是一个绝对君主:所有人都臣服于他的权力和法律。”
 
传统中国的一元结构虽然比较稳定,但很容易陷于长期停滞,无法避免社会的内卷化发展——往往表面看来有发展,而实际没有发展,为了缓解人口增长的压力,只能在资源稀缺导致的竞争激烈下,做无谓的内耗。

因此在传统王朝的中后期便开始变为组织简单,效率低下,无能、缺乏弹性又喜欢乱作为的政体。

◎演进形态:周期性的崩溃与重建

自秦以来,中国帝制绵延2000余年(公元前221年至公元1912年),诞生了一系列的强盛王朝,例如秦、汉、隋、唐、宋、元、明、清等。然而这些王朝无论鼎盛时期多么辉煌,都没有一个超过300年。

承平之时,“帝制”效率极高,往往威服天下。而衰落之时又会造成空前的浩劫,据学者测算,每次“改朝换代”人口通常都要减少一半以上,甚至60%以上。



▌逃不脱的“历史周期律”?

中华民族极具历史智慧,治史,是中国人的强项,历代治国者也并不愚蠢,他们不断汲取前朝覆灭的历史教训——汉朝汲取秦朝的教训,唐朝汲取魏晋的教训,宋朝汲取唐朝的教训……

然而,吊诡的是,为什么历朝历代充分吸取了历史的教训,却仍然难以逃脱这一历史的周期律呢?
 
为何产生如此戏剧性的现象?无数的历史经验,为何没有换来持续的自由繁荣,也没有催生出现代文明,反而被西方后来居上呢?这似乎是一个很难有标准答案的历史悬案。

毕业于上海圣约翰大学的周有光先生说:“鱼在水中看不清整个地球。人类走出大气层进入星际空间会大开眼界。今天看中国的任何问题都要从世界这个大视野的角度。光从中国角度是什么也看不清的。……要从世界看中国,不要从中国看世界。”

可见,中国的历史周期律,固然是事实。但如何走出这一“怪圈”才是中国历史的真问题。遗憾的是,大部分史书,都是在不断阐述这一事实,却很少思考到更深层次。这类史书,读得越多,反而越糊涂。

文明的毁灭、朝代的反复固然是悲剧,但更可悲的是,毁灭后,曾经的文明成果既没有保守下来,也没有创发出新文明,一直在动荡中轮回。这时,更应该从世界看中国,以文明看待发展,从人类文明的大传统中寻找思想资源。

梁启超先生说,历史是“益民智之具”。历史不仅关乎真相,更关乎道德与信仰。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读有洞见、有态度的史书,思考历史的发展逻辑,去寻找真理和自由——而研究中国历史的翘楚,莫过于以哈佛、剑桥与京都为代表的三部中国史。
 
◎《哈佛中国史》,最前沿的研究方法,多重角度重新定位中国:四位国际著名汉学家,倾十年之功完成。主编卜正民将自己最擅长的全球史观,融入了《哈佛中国史》。在这样的视野下,中国史被放到了更广阔的地理空间中。这本书沿着帝制的主要脉络,延伸出环境、宗族、亲属、女性、日常礼仪、公共卫生等更多的内容。让历史中那些面目模糊却不可或缺的普通人鲜活起来,使中国历史更具生命力。


◎《剑桥中国史》,一部“毫无顾忌”的历史书:对于中国史来说,有些话只有《剑桥中国史》能说,也只有《剑桥中国史》敢说。本书堪称西方中国史研究最权威著作,百位西方权威学者半个世纪的心血。著名历史学家袁伟时先生称它为:代表了时代的最高水平。这不仅在于《剑桥中国史》的史料之丰富,论述之深入,更在于它体现了“记录真相”的历史精神。


◎《京都中国通史》,京都学派中国史集大成之作,了解中国历史绕不过去的一座高峰:学习中国历史不能只局限自己人的视角,还要参考外国人的视角,除了欧美汉学家外,日本中国史的学者有着更悠久的传统,这本书是“京都学派”代表学者内藤湖南、冈崎文夫从文化的史观重新串联中国历史的里程碑之作。京都学派最重要的特点,就是研究者立足于自己所生活的时代来回眸中国的历史,通过历史研究来探求中国的今天和未来,而这正是我们重新审视中国历史的崭新视角。


为此,先知书店诚挚推荐《哈佛中国史》《剑桥中国史》《京都中国通史》。了解古老的中国,可以选择《二十四史》;但想读懂今日之中国,却少不了这三套“从世界看中国”的中国史。识图扫码,即可一键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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