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部融合与国际交往:中国跨文化城市建设路径与评估指标建构

通过梳理国内外城市传播与跨文化城市的研究脉络和实践,参照欧洲“跨文化城市项目” ,研究提出我国跨文化城市建设的可能路径,助力我国城市提升国际传播能力。跨文化城市建设首先要认可和践行跨文化多元、平等和包容的价值理念和跨文化对话的工作方法,在城市对外交往与传播、对内城市治理中积极推动各种文化群体的文化间对话和互惠合作,以此提升城市的亲和力和国际口碑形象。基于此,研究初步构建了中国跨文化城市的评估指标,提出从城市的内部融合建设和城市的国际交往建设两个维度考察中国城市的跨文化能力与状况。

作者简介

张春雨   上海外国语大学新闻传播学院讲师 

肖   珺   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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缘起:城市国际传播与社会治理跨文化转向的可行性

城市是讲好中国故事的重要实体场域。作为承载社会发展中空间、时间、行动和人类自身的传播节点和关系网络,城市自然可以被认为是国际传播不可或缺的传播者或行动者网络。城市涵括国际传播中的多元主体叙事,政府、企业组织与群体、城市居民、外国游客等文化旅居者的信息生成和流动共同构筑了讲好中国故事的新框架。从既有研究出发,我国城市的国际传播研究与实践更多强调的是城市形象的媒介化建构与对外传播,鲜有从文化间沟通和理解的角度关注城市国际传播问 题。城市国际传播问题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工业化、城市化以及全球化的推进,加剧了资本、信息与人员的大规模流动,使得城市在社会治理与国际交往互动中都不可避免地面对跨文化传播与交流的现实语境。城市国际形象本质上是城市国际化水平、城市治理以及城市整体生活质量的媒介化表征。基于此,若论及提升城市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的路径突破,需要深入探索城市建设与城市传播的跨文化转向。

那么,是否存在城市国际传播与城市治理跨文化转向的现实参照呢? 传统的跨文化传播研究主要聚焦人际或群体互动中对文化差异的敏感度、认知与适应,抑或讨论文化差异带来的矛盾冲突。城市国际传播中对于跨文化的关注也多聚焦于如何跨越语言、文化的壁垒,进而对外讲好城市故事, 鲜有中国学者从跨文化视角讨论城市多元文化的治理问题。随着城市化与全球化的深化,城市的文化多样性和不同文化群体在城市的融合共存也逐渐成为我国城市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跨文化传播也成为城市治理和城市传播研究需要关注的对象。本文将欧洲委员会(Council of Europe)提出的“跨文化城市”(The Intercultural City)作为研究切入点。

“跨文化城市”这一概念最早源于英国智库Comedia于2004年发布的调研报告《跨文化城市:充分利用多样性》(The Intercultural City:Making the Most of Diversity)。这一报告主要分析英国、美国、澳大利亚、新西兰和挪威等国家及其城市如何解决由移民和国际化带来的跨文化差异问题,试图探索如何将跨文化差异转变为城市可持续发展与创新的重要资源,而非社会矛盾与问题的来源,从而使城市在对外交往与传播中更具吸引力与竞争力。[1]基于这一报告以及以西班牙巴塞罗那为代表的部分欧洲城市的跨文化融合经验,欧洲委员会联合欧盟委员会(European Commission)于2008年发起了“跨文化城市项目”(Intercultural Cities Program,ICCP),旨在帮助欧洲的城市治理者设计与实施相关政策和机制,将跨文化平等和包容的价值理念与跨文化对话沟通能力纳入政府的城市治理框架以及 居民的市民身份建构。ICCP的目标是从政治结构层面推动城市跨文化交流与矛盾化解,建立“互惠互补、共生共赢”的跨文化关系,从而提升城市中不同文化群体的社会融合和团结。城市社会的多元与包容自然也是其对外建构与传播城市形象的基础与支点。

本文在参照ICCP核心理念、具体策略方案及其建设效果评估体系的基础上,结合国内外城市传播、城市国际传播能力、跨文化城市等实践和理论研究,回答两个问题：我国跨文化城市的建设路径是什么? 在评估我国城市跨文化能力时,综合性评估指标体系应该包括哪些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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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传播中的城市形象与城市跨文化能力

(一) 我国城市传播和城市国际传播能力研究

通过梳理2001年至2018年我国城市传播的相关文献,胡邵阳和王怡指出我国城市传播研究肇始于城市形象、城市品牌、城市文化传播等议题。[2]关于城市形象的研究,孙旭和吴赟认为,目前国内的学者主要聚焦于城市形象传播的总体理论研究以及旅游、节事活动、不同类型的媒介事件对城市形象传播的影响等方面。[3]然而,自2010年起,城市形象的研究开始聚焦于城市对外传播和国际传播方向,随着新媒体的兴起与广泛应用,这些研究也触及新媒体与城市传播的互动。[2]

随着各类信息网络技术的发展并广泛应用到城市规划和基础设施建设中,一些传播学者提出“可沟通城市”的研究新范式。根据复旦大学信息与传播研究中心团队的研究,“可沟通城市”体现了以传播为中心的新城市主张,即“将沟通/传播视为人类的生存方式和城市的构成基础,各类主体通过信息传递、社会交往和意义生成等多种传播实践活动,实现城市的多元融合、时空平衡、虚实互嵌和内外贯通,在人性充分实现维度上的多重‘可沟通性’”。[4]为了更全面地评价“可沟通城市”,团队设计了一套评估系统,考察在城市的地理网络、信息网络、意义网络中的如下方面:①城市的传播基础设施(公共建筑设施、交通基础设施、信息基础设施)的多样性、可及性、适宜性和可读性;②市民在城市的传播行为活动(社交文娱活动与公共参与活动) 的自由度、活跃度和参与度;③市民的传播感知评价,包括市民对城市空间及各种行为活动的体验与满意度、价值感、认同感、地方感等。[4]这一指标体系不仅对城市在地理网络、信息网络和意义网络中传播基础设施的建设和质量进行打分,还考察了市民对于城市空间和传播活动的主观感受与评价,有利于城市管理者了解城市传播基础设施的效果和问题,进一步提升城市的可沟通性。“可沟通城市”强调城市内部的多元融合以及城市在精神、文化层面的共享与认同,一定程度上也体现了跨文化多元与包容的价值理念,为本文构建中国跨 文化城市建设路径与评估提供了重要参照。

在加强我国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的总体要求下,国内发布了一系列城市国际传播能力及其效果评 估的研究成果。一些研究团队先后推出了一系列关于城市国际传播能力的测量指标体系。比如,浙江大学韦路教授团队于2021年10月发布的《中国城市国际传播影响力指数报告》,从网络传播影响力、媒体报告影响力、社交媒体影响力、搜索引擎影响力、国际访客影响力五个维度对2020年全国省会城市和特别行政区的国际传播影响力进行评估。[5]2022年春季,北京师范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海外网络传播力课题组推出了《中国城市海外网络传播力》,通过统计在谷歌新闻、推特(Twitter) 、优兔 (YouTube) 、抖音国际版上关于中国337座城市的非负面新闻的数量、点赞量、转发量、评论量、浏览总量等,评估这些城市的海外网络传播力。[6]华中科技大学中国故事创意传播研究院联合中国外文局当代中国与世界研究院推出了《2021年中国故事国际传播指数报告》,分析了我传和他传中的中国故事,发现“我传榜”重点讲述我国抗疫的努力和成果,围绕对西方国家的劝诫警告和对第三世界国家的援助的中外关系故事以及合作故事,而“他传榜”更多关注政治军事等方面的中外关系故事、新冠肺炎疫情故事和北京故事。[7]人民网舆情数据中心推出《中国城市国际形象传播影响力研究报告》,从媒体传播指数、综合社交指数、传播创新指数、全球认知指数四个维度考察2021年推特、照片墙( Instagram) 、优兔上关于中国不同城市的内容,由此构建中国城市国际形象传播影响力的指标体系。[8]2022年6月,北京外国语大学推出了“2022国际传播能力指数方阵”,分别评估国家、城市、企业、媒体、学者等多个传播主体的国际传播能力和影响力。其中,“城市国际传播能力指数”囊括了对城市硬实力(包括政府、大型活动、经济、外国访客) 和软实力(包括语言、新媒体、形象) 的评估。[9]这些指标体系运用了量化研究与统计计算的方法对城市的国际传播基础设施、国际传播效果与影响力、海外能见度和民众认知等进行了科学、系统地评估。

上述研究多是聚焦于大众传播范畴下的城市国际传播能力和形象塑造的效果研究,在解决本文的研究问题时表现出四种局限。其一,这类研究过度依赖源于大众媒介发布的信息内容,将这些数据作为重要的评估单位,忽视了城市的国际形象本质上是城市的国际化水平和城市治理的媒介化表征。其二,我国城市国际传播研究与实践更多强调了政府作为传播的主体,忽视了城市内部以及城市与城市之间的人际与群体的交往与互动早已进入全球传播流动中。其三,单波曾指出,当下关于国家形象的各种理论都沉迷于国家形象的建构、塑造和影响模式,痴迷于等级化的排序,实质上这一技术理性路线内涵于东方主义话语、他者化的形象建构,固化了“中心与边缘”“ 西方与非西方”的形象谱系,只看到了某种确定性的指标,看不见形象的不确定性。[10]作为国家形象的一部分,不少关于城市国际形象研究也落入这一逻辑中。其四,国际化给城市带来了更为复杂的文化多样性,如何处理城市的多元文化,激活文化多样性对城市发展的活力与创造力,这就需要政府在城市规划和治理中提高其跨文化能力和素养。这有利于将城市的国际传播进一步推向跨文化语境,然而目前国内已有的城市国际传播研究还未触及城市的跨文化能力研究领域。

为弥补这些局限性,后文将深入分析欧美跨文化城市的理念、政策和评估体系,进而为我国城市治理与城市国际传播的跨文化转向寻找理论基础与实践参照。

(二) 欧美跨文化城市及其评估体系

北美国家是最早将城市的文化多样性纳入城市治理议程的探索者和践行者。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人口流动以及早先的殖民历史使得一些最先进入全球化的城市不得不面对文化多样性以及复杂的多元文化身份问题。早期的城市管理者、实践者以及跨文化传播学者提出了文化同化(assimila- tion)模式,试图将城市打造成基于文化多元主义的“熔炉”(melting pot),即倡导外来文化或者少数族群的文化融入主流文化中,试图弥合文化族群间的差异。纽约是其中的代表性城市,曾被称为文化大熔炉。肖珺和王桐认为,这一文化多元主义熔炉论虽然承认了不同文化族群之间的差异,但是该理论涉及的族群都来自欧洲,黑人等少数族裔不在此范围内,且一定程度上给种族隔离提供了一些合法性。[11]由此,一些学者提出从文化多元主义转向多元文化主义,后者不仅承认种族差异、文化差异的平等,还强调多种文化融入一个共同体内的均等性。[12]多元文化主义理论随后获得广泛认可,不仅应用于国家内部处理民族、种族多样性的政策和法规,还延展为国际交往的基本理念和实践方法。[11]

一些学者看来,多元文化主义的政治理念体现在:①承认社会的多元种族、民族构成;②政策制定者要制定一些具体的社会公共政策帮助移民参与主流社会,提高他们的社会和经济地位,建立平等的权利以及预防和消除歧视;③构建一个接受并支持社会人口文化异质成分的社会心理。[11]这些理念指导了西方一些发达国家,包括澳大利亚、加拿大、美国、英国、瑞典和荷兰等,在其对移民的政府认可、教育、必要的培训及信息服务、宣传材料、法律、宗教包容、食物、广播与媒体等方面都采取了一些具体的政策和行动,致力于推动社会多元文化的团结和整合。[13]

然而,受“9·11”恐怖袭击事件、全球金融危机以及因经济、地缘政治冲突等造成的难民危机影响,一些国家的反移民和反难民的情绪高涨,多元文化主义的施政政策和公共教育遭到了质疑与挑战。有学者认为,多元文化主义强调对文化多样性的尊重,鼓励通过学习去容忍、接受、认同其他文化形式的存在[14] ,然而这无法从本质上解决社会基于种族与社会阶层的分裂,一定程度上反而强化了“白人中心主义” ,忽视了不同社会成员的社会平等(equality) [15]。

基于对文化多元主义、多元文化主义的反思,欧洲在解决移民问题时,试图探索一个新的跨文化融合模式(intercultural integration model),转向对互惠性和平等认同的(reciprocal and symmetrical rec- ognition)、倡导社会团结的、可持续的、和谐共存的跨文化城市建设。在基于多样性、包容性的基础上,跨文化城市强调文化间和个体间在政治身份与文化身份上的平等性,致力于保障不同文化群体在城市中平等、融合团结、可持续地互动与共存。

西班牙的巴塞罗那是欧洲较早进行跨文化融合的城市。1997年,当外来移民人口比例占城市总人口的2%时,市议会启动了一项“市级跨文化计划”(Municipal Plan for Interculturality),倡导移民与当地市民同享平等权利与平等机会,并加强城市对移民的跨文化服务,创造市民与移民互动与合作的渠道与机会,并达成移民与市议会基本构架的协议与合作。[16]2002年至2011年,巴塞罗那先后推出“市级移民方案(Municipal Plan for Immigration,2002—2008) ”“巴塞罗那移民方案(Barcelona Im- migration Plan,2008—2011) ”“巴塞罗那跨文化方案(Barcelona Interculturality Plan,2010) ”,从工作机会、住房、市民权利义务等方面进一步保障外来移民与本地市民的平等、社会团结(social cohesion) 以及共同生活(living together) 。2012年,巴塞罗那提出新版的“巴塞罗那移民方案(Barcelona Immi- gration Plan,2012—2015) ”,要求进一步保障居住在城市的移民的公民权,通过创建公共空间、公共文化以及市民共同体来深化城市的多元文化融合以及所有居民的市民身份认同。几个方案的推出与实施使得巴塞罗那正式将倡导多样性的新公共文化作为其公共文化政策的主要策略(mainstream- ing strategy)。[16]

同时期,欧洲一些国家及城市也在探索如何解决文化多样性给城市带来的社会教育、社会治理、公共福利等问题,以及如何推动不同文化之间的对话交流、保障所有市民成员的福利、削弱差距以及避免社会分化。“欧洲跨文化对话年”就是欧洲委员会及其成员国2008年决议通过的一项公共政策与项目。在此活动的基础上,欧洲委员会还发布了《跨文化对话白皮书:享有平等尊严地共同生活》(Living Together as Equals in Dignity,2008)。[17]通过成员国之间一系列的讨论、决议与实践探索,大家对跨文化对话的定义与功能形成了一个共识,即跨文化对话是指具有不同种族、文化、宗教、语言背景和传承的个人和群体在相互理解和尊重的基础上进行的互动交流,跨文化对话是解决跨文化问题与冲突的价值导向、政策策略、重要手段与工具以及实践过程。[18]这一定义被广泛引用与采纳,被视为是理解跨文化差异的一个基础框架、处理文化多样性的路径、推动社会团结的方式以及保障民主和人权的重要架构等,为不同国家或城市制定和实施相关公共政策以及开展相关学术研究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基础和实践指南。

除了开展“欧洲跨文化对话年”项目,欧洲委员会也在同年联合欧盟委员会共同推出“跨文化城市”项目。该项目的头五年由欧洲委员会和欧盟委员会联合资助,总计投入150万欧元,最早在欧洲的11个城市试行,包括法国的里昂、波兰的卢布林、俄罗斯的伊热夫斯克、瑞士的纳沙泰尔、德国的柏林-纽克尔、塞尔维亚的苏博蒂察、荷兰的蒂尔堡、意大利的雷焦艾米利亚、希腊的佩特雷、挪威的 奥斯陆以及乌克兰的梅利托波尔。[19]这一联合资助于2013年结束,随后由欧洲委员会全权负责,每年拨款22万欧元支持该项目的运行与管理。目前,全球共有156个城市参加到这一项目中,大部分城市来自欧洲,也吸引了日本的滨松、韩国的安山和九老(Guro) 、墨西哥的墨西哥城、加拿大的蒙特利尔、澳大利亚的索尔兹伯里等一些亚洲、北美洲和大洋洲城市的加入,共同形成了全球的“跨文化城市网络” (Intercultural City Networks) 。[20]该项目要求加入的城市必须具有至少3万居民且具备一定程度的人口与文化的多样性,最重要的是城市的管理者认可且需要进行跨文化治理与融合,并愿意投入时间、财政资金、相关资源支持该项目的运作与实施。

跨文化城市寄望城市发展从城市规划、城市场所的设计等方面凸显世界主义(cosmopolitanism)的价值理念,激发城市内部文化多样性的活力和资源,从而提高城市对人才的吸引力与全球竞争力。随后,欧洲委员会又结合跨文化对话的一些理论内涵重新定义“跨文化城市”,即基于公民权力与公共服务的平等获得(real equality),将多样性视为一种积极的资源(regard diversity positively as a re- source) ,多样化群体间的有意义的交流互动(meaningful interaction between diverse groups) 这三个价值取向,通过采用和实施可推动跨文化互动与包容的相关政策和做法,激活城市中与文化多样性相关 的创业精神(entrepreneurship) 、多种技能和创造力,从而得以和谐、可持续地发展城市。[21]简而言之, 跨文化城市就是将跨文化与跨文化对话的价值内涵纳入各项城市治理、公共政策制定与实施的框架中。在确定跨文化城市的概念及内涵后,欧洲委员会还设计了一个跨文化城市评估体系(intercultur- al cities index) ,用以评估城市的跨文化治理能力以及识别城市的跨文化治理问题。经过几年的实证检验与修正,该评估体系于2019年推出更新版,并延续至今。更新版评估体系主要由以下两个部分构成。

第一部分:梳理城市的一些基本信息,包括城市人口结构、行政分区与GDP等。

第二部分:从12个维度84个具体指标来评估城市治理的政策、结构和行动。12个维度包括:①城市对跨文化的承诺(commitment) ,比如是否制定相关跨文化政策,是否有相关财政投入,相关政策的实施以及评估情况等;②城市的教育、社区规划与治理、公共服务、商业与劳动市场、文化与社会生活、公共空间等是否体现跨文化的视角与价值理念;③城市是否设立跨文化矛盾调节与解决的机构和服务;④城市是否提供可进行跨文化交流的语言能力培训与服务;⑤城市的媒体传播与信息服务是否体现多样性与包容的价值导向;⑥城市的国际视野(outlook) 与国际合作;⑦城市市民、政府工作人员等是否具备跨文化知识(intelligence) 与能力(competence) ;⑧城市关于新移民的政策与服务;⑨外来移民的领导参与(leadership) 与公民身份(citizenship) ;⑩城市是否设置与实施反歧视的政策;移民或少数群体是否可以充分参与城市的公共生活;城市全民互动的程度等。[22]

这些评估指标并非追求一个量化评分上的排序,更多是通过开放式问题的质性回答与分析,评估当前某一城市的跨文化融合现状,从城市治理人员和相关企事业单位的工作人员的具体回答中挖 掘城市目前在跨文化能力建设过程中的问题与障碍。可见,评估体系偏向于一个跨文化传播与城市公共政策研究交织的应用型评估,分析对象是参与到城市治理的各级人员。此外,在市民层面,欧洲委员会也设计了一个“跨文化市民(Intercultural Citizenship) ”的评估指标,评估城市居民对于文化多样性的感知及其跨文化交流与传播能力,主要是为了进一步探讨如何在学校教育与公共教育层面提 高市民的跨文化素养。[23]

截至目前,跨文化传播与城市治理的研究者联合对欧洲跨文化城市建设实践进行了案例分析和理论化建构,编撰了两本学术著作和一系列研究论文,包括《跨文化城市:关于多样性与优势规划》 (Intercultural City:Planning for Diversity and Advantage,2007) [24]、《跨文化城市认同与人文跨文化城市》(Intercultural City Identity and Human Intercultural Cities,2014) [25] 等。既有研究为我国跨文化城市的建设路径、话语与实践、市民的个人参与、跨文化能力提升以及相关学术研究路径提供了重要参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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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跨文化城市建设:可行路径与评价指标

通过梳理和分析欧洲跨文化城市的构想和实践,本文提出,中国城市除了作为国际传播的主体, 其在城市治理和对外交往中如何践行跨文化的价值理念、保障和激活城市多元文化的融合共存和创 新力,不仅关乎城市的稳定与发展,也关系到我国国家形象的建构与跨文化传播。基于此,本文将探索基于中国现实的跨文化城市建设路径与评估工具,帮助城市识别与处理城市的文化异质性,增强城市的包容性和凝聚力,提升城市的对外亲和力和形象建构,保障城市和谐、可持续发展。

(一) 中国跨文化城市建设的可行路径

中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我国在发展社会主义以及积极融入全球治理的过程中,对内逐步形成了“以人为本的多元化”“以国家利益为重的一体化”[26]的价值取向,对外积极推动“一带一路” 建设和全球“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内外都在践行“和而不同”的传统文化价值理念,这与欧洲的跨文化城市的构想存在不少相通之处。

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跨文化城市,笔者认为除了需要继续完善当前城市国际传播的媒体基础设施建设、创新讲好中国城市故事的方式和内容,还需要进一步扩大城市与其他国家或战略地区的城市关于外事、经济、贸易、科技、文化等方面的交往合作,扩大中国城市在各个方面的全球影响力和可见性,提高城市的全球口碑和竞争力,从而有利于吸引更多人才在城市的汇聚与交往。当越来越多外来移民进入中国城市时,城市在建设规划以及治理方面也要调整相应的政策,增设相关部门和公共服务,帮助外来移民更好地融入中国城市,丰富中国城市的文化多样性,为城市带来更多的创新和活力,同时也进一步深化中国城市的国际化程度以及全球融入。

此外,城市的口碑和形象也离不开本地市民的感知体验和传播。因此,笔者认为,中国跨文化城市建设也需要对内处理好城市本身存在的异质群体的社会融合问题,从治理政策及其实施、公共空间的规划与建设、文化和公共活动与服务层面考虑不同社会文化群体的需求和特殊性,将以人为本的多元化和平等互惠的跨文化对话意识植入政府治理和社会公民教育的框架中,加强政府与民众的交流对话,提高市民公共参与的自由度、方便度、活跃度以及对城市的满意度、认同感和情感依附。城市内部治理的成果以及市民对城市的积极感知与评价自然会转变成城市对外传播与形象建构的重要内容。

(二) 中国跨文化城市评估指标建构

跨文化城市建设不是一蹴而成的,需要在实践中不断梳理、总结和完善,因此本文基于上述对中国跨文化城市的构想,参考欧洲跨文化城市评价指标、可沟通城市评价体系以及一些国际传播能力的评估工具,试图开创基于中国城市现实、中国城市智慧的跨文化城市研究方法和评估工具。该评估体系由两个部分构成,可以从城市的内部融合建设和城市的国际交往建设两个维度考察中国城市的跨文化能力与状况。这一评估工具的使用反过来也将帮助城市治理的实践者识别和梳理跨文化城市建设过程中的问题和困境,从而探索更具有针对性的对策和建议。

1.内部融合的建设与评价

我国跨文化城市内部融合的评估可以从政府的政策制定与实施、城市的文化内容与活动、城市的公共空间与服务、市民的公共参与和感知评价四个层次,考察城市是否致力于建构一个基于开放、多元、公正、融合、和谐等理念的城市共同体。建设目标与前述可沟通性城市中倡导的“多元融合”理念相似,都是试图考察城市是否给不同的文化群体提供了生活空间和文化活动,是否促成异质人群的聚合、交往与对城市的归属感、认同感等。具体评价指标如表1所示。

2.国际交往的建设与评价

对我国跨文化城市国际交往的评估可以具体从三个层次展开:①城市的国际交往与影响力;②媒体的国际传播基础设施与影响力;③政府涉外的机构设置与服务。国际交往的建设聚焦考察城市及其政府作为主要的传播主体如何在全球范围或战略区域范围内在政治、外事、经济、贸易、科技、文化、传媒等方面跟其他国际城市或人员进行互动、交流与合作以及取得哪些效果。如前文所示,国内既有研究已展示对城市国际传播影响力系统化的评估测量,其研究均具有一定的研究信度和效度。为避免重复工作,本文基于具体的研究需求,将已有的评估量表纳入后文的研究系统中。具体评价指标如表2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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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望:在跨文化城市发展中提升国际传播能力

城市是“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的重要一环。本文引入“跨文化城市”理念的目标是为城市提升国际传播能力提供一种可行路径。跨文化城市对外可以扩大城市的国际交往与传播,对内则可保障城市多元文化的融合共存。当前,城市中的信息、资本、人口、物资、文化等借助数字化信息网络和发达的交通网络得以快速流动,一方面正在将传统城市转变为新型的媒介化都市,另一方面也使得城市内部的阶层、族群、社会性别以及文化等方面的差异性和社会鸿沟越发凸显。

吴予敏曾提出,当下的城市发展需要从“媒介化都市生存”的现代化取向转变到倡导理性化沟通来解决城市内部社会鸿沟,重建城市共同体的“可沟通城市”。[27]本文构建的“跨文化城市”及其建设路径或可被视为是对媒介化城市、可沟通城市等城市传播理论的一种补充。跨文化城市强调城市在对外交往与传播以及对内融合的时候,都要贯彻跨文化的价值理念和跨文化对话的方法。城市建设和治理需要不断思考如何通过跨阶层、跨族群、跨国别、跨文化的沟通在城市对内对外交往中与不同群体建立互惠、互补、共生、共赢的关系,求同存异,构建基于尊重、认同、互惠的城市共同体。跨文化城市超越了当前我国城市国际传播对城市形象媒介化建构与单向传播的迷恋,倡导在城市治理中“遵守人类平等交流的本性”[10] ,积极推动对内对外交往中的文化间对话和互惠合作,渐而久之有助于提升城市的亲和力和口碑形象。由此,本文认为跨文化城市可为城市国际形象传播与城市治理的跨文化转向提供理论和实践的创新基础。

为了更明确地勾勒跨文化城市的精神内涵和实现方法,本文初步构建中国跨文化城市的评价体系。围绕纷繁复杂的中国城市问题,本文首先将欧洲的“跨文化城市项目”及其评估指标体系作为研究对象,同时也在探索基于中国问题、中国方法的研究工具。[28]因此,本文结合我国城市的一些现实情况以及中西方学界关于跨文化城市、城市国际传播、可沟通城市等领域的一些成熟量表,创新性地构建了一个中国跨文化城市的评估工具。当然,这一评价体系只是基础性的理论化构想,后续研究者可将其放置于具体的城市中实证测量,然后对其修正和完善。此外,为提高该评价体系的信度和效度以及对实践的指导意义,急需扩展跨文化传播学者与城市规划与治理的研究者与实践者的合作,开展各项工作坊和学习访问,发掘城市跨文化建设的痛点和难点,从学理层面、实践层面共同探讨解决方案,最后将这些实践进行总结提炼和理论化,探索具有自主知识体系的跨文化城市理论、实践和评估模式。目前,北京、上海、广州、深圳、杭州等一批国际化大都市已具备跨文化城市建设的基础与潜力。

需要强调的是,本文尝试构建一个应用型的综合测评体系,致力于帮助某一城市描述、梳理与评估自身的跨文化城市发展经验和问题,并由此提出针对性的改善建议,但不追求对各项指标结果进 行打分测评与排序。后续的研究者可根据具体需要,将上述评估内容进行优化并量化。评估体系中的大多数指标需要通过实地调查、文本分析和访谈等方式获得相关定性数据,再进行综合性的分析评估,少部分指标可参照已有的成熟量表进行问卷调查与统计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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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内部融合与国际交往:中国跨文化城市建设路径与评估指标建构》刊于《新闻与传播评论》2022年第6期第86-9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