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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红色特工”潘汉年
来源：三联生活周刊、合众声、凤凰视频
目 录1. 中共“红色特工”潘汉年2. 潘汉年的最后岁月中共“红色特工”潘汉年
文丨丘濂1931年4月24日，中共中央最高保卫机关——中央特科负责人顾顺章被捕叛变。顾顺章不仅了解党的诸多核心机密，而且还知晓许多中央领导同志的住处地址。因此，原中央特科必须彻底改组。5月，在周恩来的领导下，新的中央特科机构迅速组建，由陈云、康生、潘汉年三人直接负责。潘汉年担任二科即情报科科长，负责搜集情报、侦察敌情以及反间谍工作。由此，潘汉年开始了长达20多年的情报生涯。此时潘汉年已来到上海6年。6年的时间，他从一名普通的创造社成员成长为一名经验丰富的共产党员，一直在积极推动左翼文化运动的发展。因为工作的需要，他经常打扮得西装革履、风度翩翩，有个“小开”的称号（上海话，富家子弟）。丰富的社会阅历和广阔的人际关系成为他开展情报工作的基础。比如，曾为袁世凯幕僚、后来又是杜月笙高级幕僚的杨度，就是潘汉年情报网中的重要一员。杨度入党由潘汉年介绍，经周恩来批准，这个秘密一直到周恩来去世前才公布。
青年杨度
潘汉年成功地将党的情报工作和统战工作结合在一起。老同盟会员、当过北洋政府国会议员的王绍鏊，辛亥革命后曾任鄂军水陆总指挥的胡鄂公，经济交易所经纪人、工商界名流章乃器的胞弟章秋阳……他们都被潘汉年发展成情报搜集员。甚至一些不起眼的邮电局投递员、大商场柜台的售货员，都是潘汉年情报网的一环，发挥着关键作用。在这期间经过潘汉年的情报网汇集的重要战略情报包括：正在酝酿的“远东慕尼黑阴谋”——美、英等国家为了自身利益，企图用牺牲中国的办法来和日本做交易；德国即将进攻苏联——第一个送情报的是阎宝航，随之潘汉年的情报也到了；苏德战争爆发后，日本的进攻方向是南下而不是北上。潘汉年
（1906～1977）1977年，潘汉年在湖南劳改农场去世。他的墓碑上写着“肖淑安之墓”，那是他从事地下工作时的化名。1982年8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为潘汉年同志平反昭雪、恢复名誉的通知》。中共中央高度评价他的一生，指出：“潘汉年同志在长期革命斗争中，忠实执行并多次出色地完成党交给的任务，对党的文化工作、统一战线工作，特别是在开展对敌隐蔽斗争方面，曾经做出了重要贡献，有很大功劳。”潘汉年的最后岁月文丨张云摘自：《潘汉年的一生》（张云著）摘要：
一个在党和政府内担任许多要职的高级干部，一个辅助陈毅市长领导着500万人口的中国第一大都市的当家人，一个深受群众爱戴和敬仰的人民公仆，一个在四个月前主持那座标志着中苏两国伟大友谊的大厦落成仪式的上海市副市长，一下子成了一个“进行反革命活动”的反革命分子……潘汉年到底是怎样被捕的？他被关在哪里？他的“罪证”是什么？这个案子涉及到多少人？他的妻子董慧的命运和他本人的结局又是怎样？时任上海市副市长的潘汉年
1955年3月16日，时为上海市委机关报的《解放日报》在头版头条位置上发布了《苏联经济文化建设成就展览会开幕典礼》的新闻报道。开幕式的盛大典礼于15日上午9时在新落成的中苏友好大厦中央大厅前的广场上隆重举行。潘汉年出席并讲了话，还为此剪彩。在同一版面上，留下了潘汉年剪彩时的照片：他低着头，左手握彩球，右手拿着剪子剪彩。一男一女两位带着红领巾的少先队员站在他的两侧；苏联驻中国的特命全权大使尤金院士、中国对外贸易部副部长范子久等中外贵宾及上海党政军各界领导都围着潘汉年，望着他剪彩时庄重的一刻。在同一版面上，还刊登了潘汉年的讲话摘要。20世纪50年代初期，陈毅（右三）、陈丕显（左二）、潘汉年（右一）、王尧山（右二）等上海市领导寻访老渔阳里2号——中国共产党发起组成立地（《新青年》编辑部）
1955年7月17日下午6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广播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彭真在该会第十九次会议上所作的工作报告，报告的倒数第二段宣布了一则关于潘汉年的消息：“潘汉年、胡风两代表因为已经发现他们有进行反革命行动的证据，常务委员会第九次会议上和第十六次会议上根据最高人民检察院张鼎丞检察长的请求，依照宪法第三十七条的规定，已先后批准将他们逮捕审判。” 第二天，7月18日，全国所有的各大报纸，包括《解放日报》都一律在头版头条刊登了彭真的报告，都一律附有各报的社论或短评，都一致表示拥护的态度。一个在党和政府内担任许多要职的高级干部，一个辅助陈毅市长领导着500万人口的中国第一大都市的当家人，一个深受群众爱戴和敬仰的人民公仆，一个在四个月前主持那座标志着中苏两国伟大友谊的大厦落成仪式的上海市副市长，一下子成了一个“进行反革命活动”的反革命分子，两则消息，真是天上与地下！潘汉年到底是怎样被捕的？他被关在哪里？他的“罪证”是什么？这个案子涉及到多少人？他的妻子董慧的命运和他本人的结局又是怎样？神秘的“失踪”
1955年3月15日晚上，潘汉年参加了尤金大使举行的盛大酒会，在发表了简洁的祝酒词后，便匆匆离开宴会厅，告别了董慧，乘上了北去的列车，参加将于3月21日至31日在北京召开的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潘汉年与陈毅等合影
出席这次代表会议的上海市委的代表，除潘汉年外，还有陈毅、柯庆施、陈丕显、许建国、夏衍共6人。陈毅为上海代表团团长。根据会议的统一安排，上海代表团成员下榻于北京饭店。潘汉年就住在6年前赴任途中在北京等待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同志接见时所住过的房间：三楼303室。党的这次代表会议所拟定的主要议程有三项：一、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和这个计划的报告；二、关于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的报告；三、关于成立党的中央和地方监察委员会的决定。会议在进行第二项议程时，先由邓小平作报告，接着进行讨论。一些代表先后在会上表示了态度，并对自己与高、饶之间的关系作了自我检讨，同时交代了自己的一些问题。对此，毛泽东在讲话中表示了充分肯定，并号召凡是和高、饶问题有某些牵连的或历史上有问题而没有交代的高级干部，都应当主动地把问题向中央讲清楚。毛泽东强调，会上还没有来得及讲的，或是不想在会上讲的，会后还可以再写成材料，中央一律采取欢迎的态度。毛泽东在会上的这番讲话，引起了潘汉年深深的思考。右起：陈云、潘汉年、滕代远、李富春（前排下蹲者）、项英，1938年在延安
会议印发的关于饶漱石、杨帆在上海“重用、包庇和掩护一批反革命分子”的材料，以及胡均鹤于1954年9月间被逮捕，杨帆也于同年12月31日被送往北京隔离审查等事实，使潘汉年意识到了饶漱石、杨帆的问题已经和他联系上了。因为他是上海市公安、政法的实际领导人，是杨帆的顶头上司，胡均鹤等人的处理意见，虽然最后由饶漱石拍板，但潘汉年不点头，胡均鹤也不能得到“重用”。更何况，他自己还有一块难于启齿的心病，那就是1943年在李士群、胡均鹤挟持下在南京会见汪精卫一事，由于种种原因，一直没有向中央说清楚。现在胡均鹤已经被捕，饶漱石、杨帆的问题也基本上有了结论，中央又三令五申要每一个高级干部讲清楚自己的历史问题，并表示一律采取欢迎的态度。事情到了这个地步，潘汉年深深感到再也不能也不应该继续将自己这块心病深藏起来了。他下决心响应毛泽东号召，主动向中央讲清楚自己的问题，检讨自己的过失，以彻底解除自己的思想包袱。罗瑞卿
就在罗瑞卿奉毛泽东之命向最高人民检察院提出请求逮捕潘汉年的报告获准的同一天，4月3日，著名剧作家兼电影导演吴祖光和夫人新凤霞到北京饭店来看望潘汉年和夏衍。时近黄昏，由吴祖光作东，邀潘汉年、夏衍到东单新开路的康乐小饭馆吃晚饭，同去的还有夏衍的女儿沈宁和女秘书李子云。据吴祖光回忆，那天潘汉年和平常一样，衣着整洁，由于刚理完发而更显得容光焕发。但吴祖光感觉到他不像往常那样兴致勃勃，似乎有一些忧郁，整个晚饭时间很少讲话，饭后也是他首先提出要回饭店休息。潘汉年回到了北京饭店他住的303房间。晚上8时许，潘汉年正准备休息，突然接到一个电话，说楼下的客厅里有人找他，请他马上下楼去一趟。由于毫无思想准备，潘汉年穿着拖鞋匆匆下了楼。找他的人不是别人，正是公安部部长罗瑞卿。当潘汉年来到客厅后，罗瑞卿立即向他宣布了对他逮捕审查的决定。然后由几名便衣干警“陪着”，走出了北京饭店大门，乘上了等候在那里的一辆小车。转眼间，小车便消失在夜幕之中。由于此事的高度秘密，潘汉年周围的人和他在北京的朋友们根本就被蒙在了鼓里。发觉潘汉年不在，他们着急起来了：潘汉年到哪里去了呢?是失踪了，还是另有什么紧急任务暂时离去？最焦虑的是潘汉年的警卫员相其珍。相其珍那天晚上去看京剧，回来时已经12点多了，他发觉潘汉年不在房间里，身为一个警卫人员，首长不见了，能不让他着急吗？他马上到陈丕显、夏衍那里去打听，都说没有见到过他。夏衍的秘书李子云说：“好像是中南海周总理那里打电话找他，他下楼去了。”当时周恩来总理正要准备参加万隆会议，潘汉年本来就是一个来去飘忽的神秘人物，周恩来临时给了他一个紧急任务，立即出差到不能公开的地方去，这样的臆测，当然也合情合理。不过，在没有确实证明潘汉年的真正去处之前，相其珍也好，夏衍也好，总是放心不下。次日一早，夏衍拨通了吴祖光家的电话，询问潘汉年昨晚是不是住在吴家，他告诉吴祖光昨晚潘汉年一夜没有回来，不知到哪里去了。吴祖光当然什么也不知道，只是他明明看到潘汉年是坐汽车回北京饭店的。功德林监狱
功德林之所以著名，是因为它关押的“人犯”大都著名。50年代这所监狱的犯人中主要有两类：一类是国民党的战争罪犯，包括被俘的军、政、警、特等头头脑脑；另一类是从革命阵营内部“清洗”出去的一些“大人物”，如饶漱石、潘汉年、杨帆、胡风等都在这里留下了他们的身影。潘汉年在功德林一直呆到1960年3月，度过了将近五个春秋，几乎是他上海市副市长任内的六分之五的时间，但还不到他全部“犯人”生涯四分之一的岁月。1960年3月，隶属于公安部的另一座较为现代化的监狱——位于燕山脚下的秦城监狱刚刚落成，潘汉年就被移送到那里。在秦城，潘汉年的生活待遇较之功德林要好，其他方面，与功德林后期相似。1963年2月，在秦城过了两个秋冬之后，潘汉年终于等来了一个结案的判决通告。事情的经过大抵是这样的：1962年，在国内各方面政策有所调整的政治氛围中，毛泽东在1月30日七千人大会上所作的那篇著名的“宽松性讲话”中，再一次公开提到了潘汉年。毛泽东曾经在1956年4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所作的《论十大关系》的报告中，在论及清查反革命要“坚持一个不杀，大部不捉”的原则时，就提到了潘汉年，他说：“什么样的人不杀呢？胡风、潘汉年、饶漱石这样的人不杀，连被俘的战犯宣统皇帝、康泽这样的人也不杀，不杀他们，不是没有可杀之罪，而是杀了不利。”这一次，他同样是以杀不杀的问题作为引子提及潘汉年的，他说：“有个潘汉年，此人当过上海市副市长，过去秘密投降了国民党，是一个CC派人物，现在关在班房里头，但我们没有杀他。像潘汉年这样的人，只要杀一个，杀戒一开，类似的人都得杀。”毛泽东的话显然是从政策宽容的角度讲的，但却给潘汉年定了性：CC派特务，是一个可杀可不杀的人物。于是，公安部把潘汉年案的处理提到了议事日程上，重新开始对潘案进行整理、研究，提出了对潘案的处理意见，并上报中央。处理意见体现了毛泽东的讲话精神，既强调了潘汉年的罪行严重，又强调了可以从宽处理、不杀他的理由，特别强调了他的问题是历史问题，又都是他自己主动交代的，认罪态度好，关押期间表现好，等等。1962年5月30日，中央对公安部的上述报告作了正式批示：潘汉年是一个暗藏在党内很久的内奸分子，他的罪行极为严重，论罪该杀。由于是从内部查出的，因此给予宽大处理。翌年1月9日，最高人民法院正式开庭审理，并当场向潘汉年宣布了终审判决：判处潘汉年有期徒刑15年，剥夺政治权利终身。不久，根据宽大处理的原则，最高人民法院又先后下达了《执行书》《刑事裁定书》，宣布了潘汉年的刑期及开释的具体时间；鉴于潘汉年在押期间认罪服法、确有悔改之表现，而且服刑期已超过刑期二分之一以上，宣布将潘汉年予以假释，交公安机关管制。1963年2月13日，潘汉年以“刑释管制分子”的身份走出了秦城监狱。在公安部的安排下，转移到了公安部的劳改农场——北京市南郊大兴县境内的团河农场。在农场为他提供的一所小楼房里，潘汉年终于见到了他日思夜想的爱妻——董慧。与此同时，又给当时的公安部负责人下达了一纸书面命令：“请谢富治同志把杨帆、饶漱石、潘汉年抓起来。”这一纸命令出于当时的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之手。1967年5月22日，潘汉年与董慧从团河农场被带到了“小温泉”——秦城监狱。这一年，潘汉年61岁，董慧49岁。如果以50岁为标界划分中老年的话，那么，潘汉年早已步人老年；董慧也正向中年告别。这一对中老年的患难夫妻又被强行地分开了。潘汉年再次入狱，正处于“四害”横行，“左”的思潮泛滥成灾的特殊的政治环境里。直接受江青指挥的新的专案组，站在“最最革命的立场”上，对潘汉年采取了“最最革命”的行动，他们不仅将潘汉年的生活标准降低到最低的限度，而且对他进行不停顿的审讯和无休止的折腾，给潘汉年造成了雪上加霜的苦痛。他病倒了。1967年10月，经医生检查，发现潘汉年的肝脏肿大，经复兴医院和中国医学科学院日坛医院（即肿瘤医院）门诊检查，及同位素扫描，初步确定为肝癌。按照惯例，对这样身患“绝症”的老年“犯人”，出于人道主义的考虑，理应千方百计予以治疗，以保证犯人康复。但当时公安部的主管领导在接到监狱当局关于潘汉年病情的报告后，当即请示谢富治，居然建议专案组抓紧审讯，并给潘汉年增加一点营养，使他多活一些时间，以利搞清“潘犯”的问题和挖出更多潘所知道的材料。这份充满“革命思想”的请示报告后来经过谢富治、戚本禹等批示，最后由江青拍板认可。对于江青的“指示”，专案小组果然不折不扣地执行。1968年10月至12月三个月内，潘汉年被突击审讯了40多次。一个月之后，在38天之内，潘汉年又被审讯了40多次。不仅如此，审讯之后还得赶写书面材料。由于当时到处在抓“叛徒”、“特务”，潘汉年又是重要的当事人，因此还得接待一批又一批的外调人员，赶写一批又一批的外调材料。就这样，经过近3年“最最革命”的审查以及大规模的内查外调，在没有发现任何新材料的情况下，1970年7月3日，专案组向中央文革小组提出关于潘汉年“罪行”的“审查报告”和“补充报告”以及“判刑意见的报告”，建议将潘汉年永远开除党籍，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专案组将上述报告呈送江青，经江青转呈毛泽东、林彪、黄永胜、谢富治、叶群、李作鹏等圈阅同意。然而，真正执行这一刑事意见报告却是1975年3月之后的事。这时，“文化大革命”已接近尾声，解放干部、落实政策的呼声日益高涨。有鉴于此，中央也加快了各专案处理的工作步伐，并统一部署将许多重要的犯人分散安置到各地区。对潘汉年也不例外。1975年5月29日，潘汉年案的专案组在报请批准，决定对他维持1970年7月上述判刑意见的基础上，会同湖南省、公安部及秦城监狱，联合派人将潘汉年送到湖南省公安厅所属的第三劳改单位——茶陵县洣江茶场。临行前，潘汉年还被告之，董慧将与他同去洣江。两位老人在洣江的再次重逢，使他们得到了某种程度的安慰，似乎唤起了他们对生活的新的追求。这一对患难夫妻，从此相依为命，相亲相爱地度过了他们的最后岁月。最后的岁月在洣江茶场内，有一间坐落于场部办公楼与职工宿舍之间的土红色砖墙、瓦顶的小平房。它就是伴随着潘汉年、董慧夫妇度过最后岁月的住房。在这里，有了一个安身立足之处，有了一个比秦城监狱好得多的环境和条件，在生活上早已没有任何奢望的潘汉年夫妇，就这样生活下来了。潘汉年的肝功能本来就有毛病，虽然后来被排除癌症，但由于得不到很好的治疗，身体一直不太好。到茶场后，他的生活靠自理，还坚持每天打打太极拳，到场部邮局拿报纸，做些轻微的家务劳动，到场部商店买些油盐酱醋、肥皂毛巾什么的，到木工房买些碎木块引火，有时甚至亲自动手用泥和煤拌和着做藕煤。与潘汉年相比，董慧的身体就更差了。初到茶场时，董慧的身体很弱，说话无力，精神也不太正常。加之腿残疾行走不便，高血压病也越来越重。茶场领导为照顾他们，特地派了一个名叫王芝兰的职工家属，每天去照料董慧的日常生活，后来潘汉年逝世后，王芝兰干脆就搬来和董慧住在一起，直到董慧离开人世。
77——652萧叔安之墓
1977年4月14日病故
妻董慧立董慧为潘汉年立了碑，怀着对自己丈夫的深深眷恋，回到了洣江茶场。刚刚因“四人帮”被打倒所带来的欢乐，又被潘汉年的离去带走了。董慧更加孤独了，极度的悲伤，使她精神上更为忧郁，她时常一个人喃喃地叨念着：“他（潘汉年）会复活，他会复活的！”当每月发来生活费时，她总拿出一部分钱存起来，说：“留一点给老潘用吧，他太苦了，从来也不会照料自己！”1978年5月，董慧在香港工作的弟弟董锡权夫妇专程赴湖南探望姐姐，在湖南宾馆聚首的5天中，董锡权夫妇反复转达了海外亲朋好友，特别是兄弟姐妹们的心愿：“我们欢迎大姐回香港家中治病，不论饮食起居和医疗技术与药物，乃至护理条件都有利于大姐身体健康好转。”董锡权劝道：“人生一世，弟兄姐妹一场，我们得尽到亲人的一点责任。大姐，您同我们去吧！”“亲人们的情意我都领会。请你们代我表示感谢。”董慧紧握着锡权夫妇的手说：“我为中国人民的解放富强回到祖国，那时才十六岁，今年六十岁了！请你们转告海外亲人：老潘的问题没弄清楚，我不能走！我也不忍心离开他含冤负屈的骨灰远走呀！”董锡权了解自己这位大姐刚毅坚韧的性格，更尊重她自己的选择，他们除了流泪以外，还能有什么劝说的话好讲呢？董慧没有远走，却追随潘汉年去了。1979年2月24日凌晨3∶55分，离潘汉年逝世不到2年，离送走董锡权夫妇不到1年，董慧因脑溢血抢救无效，在洣江茶场医院含冤逝世，终年61岁。茶场党委为她开了追悼会，将她的骨灰葬在茶场公墓内。潘汉年、董慧相继逝世后，他们在洣江茶场的遗物经请示中央后由组织上统一负责处理。根据他们生前的愿望，遗物中一部分送湖南省剧团做道具，一部分送茶场职工，一部分给潘汉年的胞弟、胞妹、侄子。至于潘汉年在“覆盆”期间所写的20余首诗词手稿，以及部分随身所带的表、钢笔、印章等几件用品，特别是董慧所讲的“是潘汉年的命”的一套《鲁迅全集》，如今都收藏于上海档案馆。《鲁迅全集》装在专门精工制作的木箱里，木箱的门盖上“鲁迅全集”四个字，是依蔡元培书写的字样刻出来的。历史毕竟是公正的历史尽管有时会被颠倒，但终究会被复原；历史尽管曲折，但毕竟公正。1982年8月23日，中共中央向全党发出了《关于为潘汉年同志平反昭雪、恢复名誉的通知》，《通知》将强加于潘汉年头上的一切诬告不实之词，一切莫须有的“罪名”统统推翻了。这时，距离潘汉年“覆盆”为廿七载四个月零二十天，距离潘汉年逝世为五周年四个月零九天。强加于潘汉年头上的一切诬告不实之词，这一切莫须有的“罪名”究竟是些什么内容呢？事情还得追溯到1955年。1955年4月3日，公安部在向最高人民检察院提出请求逮捕潘汉年的报告中，主要列举他的“罪行”有两条：一是说他在抗战时期曾经背着党同汪精卫勾结，并长期隐瞒，欺骗组织；二是说他在饶漱石、扬帆“包庇掩护特务分子和反革命分子”问题上负有直接责任。到了1963年1月9日，最高人民法院在对潘汉年的《刑事判决书》中，给他立了三项“罪名”：一是说他在1936年的国共谈判中投降了国民党，充当国民党特务，暗藏于中国共产党内从事内奸活动；二是说他在抗日战争时期秘密投靠了日本特务机关，当了日本特务，并与大汉奸汪精卫进行勾结；三是说他在上海解放后掩护以胡均鹤为首的大批中统潜伏特务和反革命分子，并提供情报给盘踞在台湾的国民党特务，引起1950年“二·六”轰炸。因此定性为“内奸”、“特务”、“反革命”。“文化大革命”中在没有查出任何新的材料情况下，在这三顶帽子前，一律冠之于一个“大”字。为了澄清事实的真相，恢复历史的本来面目，中共中央的《通知》对上述各条分别作了实事求是的结论：关于1936年国共谈判中“投降国民党”问题，《通知》指出，1935年8月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以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和中共中央的名义发表《八一宣言》后，南京国民党政府曾派其驻苏联大使馆武官邓文仪，与我党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多次会谈，时在莫斯科的潘汉年奉命参加了会谈。后来，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决定派他回国与国民党代表陈果夫、陈立夫洽谈国共合作事宜。1936年4月潘汉年离开莫斯科回国，同国民党代表联系后，即秘密到达陕北向中共中央报告共产国际代表团关于争取国共合作抗日的意见，以及与国民党当局取得联系的情况。不久，中共中央就决定派他为国共谈判的正式代表，带着中共中央致国民党的信，在南京进行谈判，直到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在这期间，潘汉年与陈立夫、张冲等国民党方面的代表经常联系国共谈判的事宜，根据中共《八一宣言》和其他通电的精神，向他们谈了我党对国共谈判的方针和条件，并介绍自己的一般经历，均属于正常来往和正常工作范围，并未涉及党的机密。在整个谈判过程中，根据中共中央关于谈判情况来往的文电档案证明，他是坚定地按照党中央的谈判方针行事的。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实现，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潘汉年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在此后的几十年中，也没有任何事实表明潘汉年有勾结国民党、危害共产党的行为。因此，所谓潘汉年“秘密投降国民党、充当国民党特务”的罪名，根本不能成立。关于抗战时期“投靠日本特务机关”和秘密会见汪精卫的问题，《通知》首先说明，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后，中央和中央有关主管部门曾一再指示党在敌占区的对敌隐蔽斗争系统，要派人打入敌伪组织，相机开展工作。潘汉年执行上述指示，千方百计利用各种社会关系进行这方面的工作。《通知》指出，当时潘汉年同日、汪特务机关和头面人物之间的活动是工作的需要，其情况均及时向中央作过正式的报告；中央主管部门还为此选调过一些干部给他。他执行这些任务所采用的特殊手段，都是组织上允许采用的，而且取得显著的功绩：他成功地派人打入敌伪特务机关，为党获取了不少重要的战略情报，多次受到中央的表扬；他利用各种社会关系，掩护了一批打入敌人内部工作的同志和一些同他有联系的上海地下党组织及其领导同志；他在敌占区建立了秘密交通线，不仅保证了淮南根据地与上海之间地下联系的畅通，而且在环境恶化时，把在上海难以立足的地下党领导同志和大批干部，安全地撤回根据地；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我党派在香港从事对敌隐蔽斗争的许多同志和秘密电台处境危险，潘汉年主动报经中央同意，利用他的特殊社会关系，从上海派人去香港，掩护他们全部安全撤回内地。这一切都表明，潘汉年没有“投靠日本特务机关，充当日本特务”，而是出色地完成了党交给他的特殊使命。至于潘汉年“秘密会见汪精卫”问题，《通知》根据复查材料证明，这是1943年在李士群的挟持下发生的。中央电视台—国际频道
出生入死·潘汉年●武大教授：当前十大怪现象●冯骥才：一桩千古罕闻的奇案●何兵：官员是否应该公开财产？●周同宾：饥饿中，人心比铁硬，人情比纸薄●一位县委书记眼中的官场：无能的愁死，胆小的吓死，想不开的冤死
一“点”不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