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淡卫军 | 发现情感之旅：情感社会学的当前概貌

淡卫军 社會學會社 2022-12-17
淡卫军，社会学博士，现就职于中华全国总工会国际联络部，从事国际工会运动等领域的研究工作，主持国际劳工组织（ILO）研究课题。[作者图暂缺]

专题导言
情感的重要性毋庸置疑，情感研究也已成为一股不可忽视的学术潮流。会社已经推出过一期“情感社会学”专题 ，所以本期策划是一次接力，共选取了9篇论文。这9篇论文可以分为四个模块：首先是一篇导论性质的论文，即成伯清的《情感的社会学意义》一文；接下来的两篇论文可以说是对情感社会学的学术史梳理和研究，包括淡卫军的《发现情感之旅》和田林楠的《无法整饰的心灵》，前者发表于2009年，后者发表于2021年，在这段时间差中我们可以感受到情感社会学的发展近况。再接下来的三篇论文是对经典社会学作家的探访，包括罗朝明的《布迪厄式的情感社会学》、王佳鹏的《羞耻、自我与现代社会——从齐美尔到埃利亚斯、戈夫曼》和杨修业的《涂尔干思想中的情感力面相》。最后的三篇文章是对特定情感与相关社会问题的探索和研究，包括成伯清《怨恨与承认》，罗朝明的《从快乐算术到监控社会：现代性的情感筹划》，王佳鹏的《羞耻、伤害与尊严》。可以看出，本期推出的文章都是理论研究，我们可以期待下一期“情感社会学”专题的接力可以推出一些经验研究。

一   情感研究的兴起

情感（emotion），在西方学术思想中长期处于边缘地位，近年来，却时来运转，正如威廉姆斯（Simon J. Williams）所说，“这个现代性‘难缠的孩子’（the “fractious child” of modernity），终于迎来了自己的时代”（Williams，2001：1）。就情感在社会学中的际遇而言，这种说法是再贴切不过了。历经长期的缺席之后，情感这个“弃儿”，最近终于重返社会学的怀抱。1986年美国社会学会（American Sociological Association）“情感社会学分部”（Sociology of Emotions Section）的建立，标志着情感这一研究领域在执世界社会学之牛耳的美国社会学界确立了自身的合法性，并随即引发了大量的相关探索；1998年特纳（J. Turner）在其影响甚广的《社会学理论的结构》一书的最新版本（第六版）中，专门增设了“情感理论”一章，这意味着主流学者对于情感社会学理论本身价值的认可；2002年度美国社会学会主席马塞（D. S. Massey）以“人类社会简史：情感在社会生活中的起源与作用”为题发表就职演说，更是表明了社会学主流对于情感这一研究主题在态度上的根本性转变（Massey，2002）。
 
虽然社会行动在一定的情境中受理性法则支配，但是具体到鲜活的历史、社会背景下，行动者仍然能够不时地体验到活生生的情感（lived emotions）对于自身态度、行动或隐或显的影响。基于上述认识，社会学关注的应该是人类的理智性和情感性的交互作用，而不应重视一方就忽视另一方，或者将它们相互对立起来。社会学作为立身之本的“社会人”（homo sociologicus）假设，其不同于“经济人”（homo economicus）假设的关键所在，就是社会人带有情感性，将理性计算置于价值规范之下。所以，情感社会学的研究，不仅可以加深我们对情感现象的理解，弄清情感产生和表现的社会机制以及情感如何受到文化和历史的塑造，而且可以使我们重新反思社会学中的既有理论假设的不足，甚至从根本上来重新改造社会学。
 
人们对于情感论题兴趣的高涨，最初也是最重要的原因，在于人们对于居于主导地位的、松散的、脱离现实的西方式思维以及实践传统的挑战。过去很长的一段时期内，随着现代资本主义在文明世界的确立，韦伯笔下论及的“工具理性”（instrumental rationality），不仅在经济、政治、社会层面得到进一步固化，而且在文化层面——主要是知识界，更是得到了不合比例的强化。与此同时，回应启蒙精神，人们在看待现代性的时候，对于其中理智化的一极给予了与现实情形不对等的强调，这就造成了在理解理性与非理性（情感）时，对于二者关系的定位发生了偏差：认为理性在人们认识和把握现实世界的过程中可以完全统驭情感，而且要实现理智化，就得抑制情感。随着时间的流逝，这种偏差在知识领域造成的后果日渐显现。正如曼海姆（Karl Mannheim）早就指出的：“大多数旨在描绘西方思潮基本走向的尝试，过于注意理性化的成长，其后果是勾勒出来的图像与历史事实以及我们素知的世界形象不相符合。”（Mannheim，1956）从曼海姆的反省文字中，我们可以看出，知识潮流开始逐渐转向：独崇“理性”的取向，日渐遭到质疑，理性是否真的如同我们所以为的那样可以应对生活中的一切问题？实际上，理性与情感之间的对立，要比人们所预想的小得多，甚至在科学的范式之中，研究者也令人信服地展示了决策制定、理性调度怎样依赖于带有情感偏向的文献阅读、标准选取、选项筛选与整理。情感，从这个意义上讲，使理性具有凸现性、导向性以及目的性，它决定着以何种方式忽视或者驱除没有被选中的说明项（Williams，2001：8）。贾格（A. Jaggar）、波洛格（R. Bologh）和罗斯（H. Rose）认为，理性与情感、心智与情绪、事实与价值相互强化的过程在知识生产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可靠的知识产生相应的情感，相应的情感产生可靠的知识（Jaggar，1989；Bologh，1990；Rose，1994）。
 
相应的，对于情感膨胀的兴趣是与身体论题进入社会学领域维系在一起的。梅洛-庞蒂（Merleau-Ponty）认为，真实的主体并非意识本身，而是“存在或通过一具肉体存有于这个世界”（Merleau-Ponty，1962：309）。吉登斯（Anthony Giddens）明确地肯定梅洛-庞蒂这一看法的重要意义。“他（梅洛-庞蒂）对人的行为的讨论中，所强调的是动原（drive，意为行动的驱动力，笔者注）的不由自主的处境。动原并不是一个抽象的‘主体’，而是以肉体为载体；肉体远远不是伴随意识的一台生理机器……没有对动原和他（她）与之互动的其他人都做出的身体反应的不断监视，则意识的流动就是不可能的。”（吉登斯，2001/1998：126）普洛宾（Elspeth Probyn）在通过对布迪厄（Pierre Bourdieu）的“符号资本”（Symbolic Capital）的解读后，得出结论“情感是身体知识的组成部分”（Probyn，2004：338）。此外，女性主义通过对于以往的“男性身体—女性身体”的分析，激烈地批判传统的“理性—情感”图像。她们认为，传统的理性—情感图像是男女地位在知识领域中的一种投射，理性象征着由父权制建立且加以保障的男性（身体）形象——节制、强壮、有力；而情感象征着缺乏自制力、软弱而且具有破坏性的女性（身体）形象。她们认为这种“理性—情感”图像是一种父权制下的男性独尊的意识幻觉。女性主义在身体社会学中的声音日渐洪亮，使情感话题在学术领域成为日渐受人关注的另一项推动力量。
 
回应韦伯就新教伦理与现代资本主义精神所作的杰出贡献，坎贝尔（Colin Campbell）在《浪漫伦理与消费主义精神》一书中通过回溯以往西方正典中有关浪漫伦理的文化脉络，解析了晚近资本主义时期消费主义之所以盛的内在文化根源。坎贝尔指出，如果说在强调生产的社会形态（现代资本主义）中，基于日神式的（Apollonian）控制内在冲动的新教伦理在生活中占据主导地位的话，那么进入消费阶段（晚近资本主义）之后，则是推崇肉身释放和纵欲渴望的酒神式（Dionysian）浪漫伦理开始攻占了先前于理性的领地。因此，现代性具有对于内在冲动的理性控制和对于肉身释放的纵欲渴望的双重属性（Campbell，1987）。商业社会的迅速成长、位于世界格局中心地带的国家进入“买方市场”（米尔斯，1951/1956）、“后工业社会”（贝尔，1992，1997）的确立与巩固的过程，实质上是一个由单脚站立在新教禁欲文化上向禁欲与纵欲双足并立的消费文化转变的过程。通过重新发掘隐藏在西方文化中亲商业性的文化脚本，经济势力对社会各个层面长期而深入的侵蚀、渗透，所造成的一个后果就是资本主义晚近时期情感工作（emotional labor）在整个劳动过程中的地位日渐彰显，并且成为马克思含义上“异化劳动”最主要的新兴形式。随着情感作为一项商品的出售，旨在提升高潮体验和抑制生活中挫折感受的心理治疗与心理转变的新工业站稳了脚跟。社会成员的情感因为与商业利益会产生勾连，超越了个人生活的层面而被卷入到公众生活之中，促使情感跃出私人领地，从而进入学者的探究视野。
 
《浪漫主义伦理与现代消费主义精神》于1987年由Wiley–Blackwell出版社首次出版，图为初版书封。该书展示了对时尚与新奇事物的沉迷及现代消费模式的关键特征如何在感伤主义和浪漫主义精神中产生其文化渊源，这些信仰体系以其享乐主义颠覆了新教伦理。
 
另一个值得关注的特征就是，20世纪前半叶，人类社会的剧烈变动，给人们在生活与情感上带来前所未有的强烈冲击，使群体性的情感体验变得极为敏感而丰富。这引发了人们从社会运动角度研究情感的兴趣，情感在这个大的时代背景下进入了人们的视野。人们开始跳出个人的层面，试图在历史走向的宏观背景下俯瞰人们的情感氛围在社会进程中所起到的作用，这些研究重视的是群体的情感氛围与群体行动的动力之间的关系。这是20世纪下半叶学者对于研究人类情感产生兴趣的时代背景。进入新世纪后，威廉姆斯指出，伴随着大量有害的和有益的、个人的和群体的、地方性的和全球性的情感展现，21世纪情感主题在“生活政治”（life politics）的日程中已经得到了凸现（Williams：2001：12）。桑多·罗扎克（Theodore Roszak）写道：“我们生活在这样一个时代，个人认同的找寻以及个人命运的私下体验本身，都变成一种主要的颠覆性政治力量。”（罗扎克，1979：xxvii）这一看法使吉登斯深受启发，于是提出“生活政治”这一概念。吉登斯认为：“生活政治是一种生活决策的政治。这些决策使自我和身体与全球范围的系统连接在一起。”（吉登斯，1998：252—253）生活政治在对生活方式的生产式（productive）塑造中，考虑到了个体的身体与情感体验。“作为一种生活政治，情感问题并不是恢复激情的问题，而是要为评价和证实信念而发展伦理准则的问题。治疗专家说‘了解你的感情’。然而，在这方面，治疗与现代性共谋。其言外的规训是‘评价你的感情’，而这样一种要求不能仅只是心理交往的问题。情感不是判断，而由情感反应所激发的倾向性行为则是判断：评价感情就等于要求建立标准，并根据这些标准进行判断……随着现代性的晚近发展，情感在许多方面成了生活—政治问题。”（吉登斯，2001：256—257)
 
瑞泽尔在谈论社会理论的发展过程时，指出社会理论经历了从“排斥”（Exclusion）到“包容”（Inclusion），再到后来所谓“混沌”（Chaos）的过程（Ritzer，2001：145—153）。社会学对于情感问题的处理，也是大概如此：由先前的排斥，再到召回先前被舍弃的领域，随即理论趋向多元化。这一过程的结果是：促使研究视角更加日常化、精细化，由宏观理论向微观层面过渡，再从宏观角度重新整合各派理论。社会学家逐渐倾向于对社会生活中的日常互动投注更多关注，各种理论在某一论题上的成功交融，这成为目前情感社会学得以生长的理论土壤。
 
二   情感的社会学含义
 
情感社会学是由社会学家对于情感中社会因素的关注发轫的。如果还是沿用从微观向宏观逐步拓展的视角审视情感，那么社会学家对于情感的分析可以体现为：由探究情感的性质、情感的结构，朝向解释情感与文化的关系依次过渡。
 
社会学家在如何应对情感主题时，借用了生物学、生理学、神经学、心理学的既得成就。某些持建构主义观点的情感社会学家，还采用了实验以及结构性调查问卷的形式了解情感的逻辑结构与认知之间的关系。对从事情感研究的社会学家来说，情感不像以往人们所认为的那样完全是由生理、心理因素辖制。情感可以划分为两个层面：一个是生理、心理的层面，它是指相对未经分化的生理、心理唤起（physiological and psychological arousals），这种唤起伴有生理上的征兆，譬如肾上腺素或者去肾上腺素的激增或者锐减，前叶活跃性的提高或降低、心跳加快、呼吸急促等，伴随狂怒、极度恐惧等情感的一系列生理特征。在这一层面上，情感基本上不具有社会内容。另一个是社会层面，它是指生理上的唤起与我们在持久的社会关系中所习得的意义相结合，从而表现为特定感觉和姿态的情感，譬如怨恨、尴尬等。
 
在社会学家看来，情感的社会层面可从社会学的角度来研究。首先，就其来源而言，它们大多产生于社会关系，而不是人类有机体的性质。其次，它们持续的时间比较长，因为生理唤起往往只能持续较短的时间。再次，一些情感、姿势和意义的结构连贯性是由社会力量维持的，如忌妒，主要是由社会诱因激发的而不是发之于生理。最后，情感、表情和意义在对社会互动以及文化的规范和信念做出反应时具有可变性（戈尔顿，1992：578—580）。“为了使内在感受变成情感，这些感受必须与社会方面可以辨认的姿势联系起来，此人必须知觉到，它们与他的自我有关系……该时机的社会定义、它对某些类型的人逐步具有的意义，为发生何种情绪和何种行为提供线索。”（Gerth and Mills，1953：20）因此，每一种情感都是身体的、表现性的和文化成分的一种不同的，在社会方面被建构的结合。就情感的结构而言，所罗门（Robert C. Solomon）认为“情感自身所具有的结构的可分析性与迷人程度不亚于‘理性’本身的逻辑结构”，从对于涉及情感的哲学著作的解读中他发现，“一般说来，判断（judgement）的逻辑指导着情感的表达”，譬如，“愤怒的起诉取决于惩罚行动”（Solomon，1977：41，48）。
 
人们对于情感的感知和评价可以通过情感词汇表（Emotional Vocabulary）来把握。所谓情感词汇表，是有关情感的意识形态，它可以为解释行动者自己的感觉和行为提供在文化上有意义的范畴。情感既是自我知觉方面的解释，也是为其他人所作的解释。情感词汇表强调从情感体验的全部潜在范围中进行选择的可能性。它包含着有关影响我们如何表达、标定和识别情感的每种情感的评价性信念。比如，忌妒是一种普遍遭受谴责和惧怕的情感，这一陈述就反映出我们的情感词汇表对于忌妒的定位。情感词汇表能够就情感交流提供沟通性的选择范围，它也可以为情感体验设置边界线，使情感体验局限在社会方面的重要的、共有的意义上。
 
情感词汇表提供丰富的情绪类型，有助于人们通过语言准确地描述自身感受，图为其中一种形式。[图源：oysterenglish.com]
 
三   情感研究的视角及方法
 
社会学对于情感研究感兴趣的主要有以下几个层面。
 
第一，情感与个体行动的动力之间的关系。柯林斯（Randall Collins）从人际互动的角度指出人际互动之中促成人们交往的根本动力在于情感能量（emotional energies），情感能量包含个体在情境中所动员的感情、感觉和感触的种类与水平。情感能量追求高回报性的特点使人际互动中的理性选择得以达成（Collins，1993）。虽然柯林斯没有直接指明情感能量的高下是由什么因素决定的，但是从他的论述中我们可以看出，其实情感能量之高下最终还是由情感词汇表即情感的意识形态所决定的，换言之，是由文化所决定的。
 
第二，对于情感管理（emotion management）的研究，是情感社会学目前一个最为重要的主题。社会学家霍克希尔德（A. R. Hochschild）通过大量的个案追踪调查、结构性访谈和非参与式观察，论证了晚近资本主义对于情感管理的重视（Hochschild，1983）。诚如米尔斯在对白领的论述中揭示的那样，美国社会中的白领成员随着贝尔笔下所描述的“后工业社会”的来临，人数开始占据更大的比重。不同于蓝领工作者，白领更擅长于管理自身的情感，这迎合了整个晚近资本主义对于其雇员要求表达“对于顾客示以友善的情感”（customer-friendly emotion）的需要，而且白领阶层与蓝领阶层在情感管理中的差异进一步强化了两个阶层之间的界限（Hochschild，1983，1989）。乌特斯（Cas Wouters）认为就美国文化背景下的情感而言，“情感社会学是情感管理的社会学的同义语”（Wouters，1992：248）。
 
第三，情感在社会团结中的作用，是许多社会学家非常感兴趣的话题，这一话题可以说是涂尔干的社会团结命题的延续，但是在目前的研究中，社会学家开始倾向于将情感视为一个自变量，而不像以往那样将其视为因变量或是剩余变量。马可夫斯基（Barry Markovsky）和劳勒（Edward Lawler）用网络分析（network analysis）的方法，建立数学模型。他们指出，情感是种黏合剂，它将社会结构联结在一起，建立并维持这种联结和配置，并防止网络破裂成为小派系，所以情感作为引发强烈的网络联结的重要因素，使处在网络中的人们将网络视为一个整体，归纳出一般化的情感，并且随着人际关系的强化，网络会通过网络成员的亲密群体进一步扩散，把积极的情感向外界推广，从而使情感成为社会团结得以实现的重要因素（Markovsky and Lawler，1994：113—138）。
 
第四，对于群体以及某一特定社会领域的情感氛围的研究，是目前情感社会学关注的另一个焦点。马克斯·舍勒（Max Scheler）因为对德国在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资本主义制度的成长而在社会生活中激发的动荡有切身的体会，所以对研究整个社会的情感氛围表现出浓厚的兴趣。他研究了处于上升阶段的市民意识对于贵族观念的怨恨、德国人对于犹太人的仇恨。在对怨恨的研究中，他论证到，弥散在平民间的对于贵族的怨恨氛围，促成了市民社会的确立（舍勒，1999）。这一探索开启了情感研究中对于情感氛围探究的先河。他的著作被译介到英语世界之后，人们对于情感氛围的兴趣日趋高涨。20世纪50年代，米尔斯就指出“失业的恐惧悬在整个白领阶层的头顶”（Mills，1956/1951：xv），可以说是对情感氛围进行美国式研究的尝试。学者加力（Duncan Gallie）通过对于一战前后英国与法国的政治文献的分析，指出散布在英国精英阶层间的对于劳工运动的恐惧，对英国的国内政策制定以及战后的社会保障制度所产生的影响。加力认为，精英们对于劳工运动的可怕前景的恐惧，在制度改革和历史性变迁的过程中起着决定性作用，这使享有特权的精英阶层让渡出部分既得利益给劳工阶层的制度性改革成为可能（Gallie，1983）。巴巴拉特在评述前人对于弥散在精英中的恐惧氛围后写道：“恐惧氛围既可以维持社会的、政治的身份，又可以成为集体行为或集群行动的支撑点，恐惧与利益的联结所形成的恐惧氛围，会使群体或者社会团体臣服于它，使各个群体明白他们的共同利益何在，也可以激发社会团体或者群体采取行动以应对变动不居的局面，因为这一局面会重新定位他们将来行动或者行为的意义框架。”（Barbalet，1998：169）
 
第五，人类学家通过长期的参与式观察，对于文化如何模塑情感展开了大量的比较研究。如拉兹（Aviad E. Raz）对于日本社会中情感管理的研究表明文化在情感模塑中的重要意义：在美国社会中会导致异化后果的情感管理，在日本社会中却不大会产生类似的结果，这就是文化在起作用（Raz，2002）。
 
拉兹的该项研究呈现于Emotions at Work一书中。在这项关于“情绪管理”的跨文化研究中，作者认为，尽管工厂、办公室和商店的规范控制目标可能在不同文化中相似，但组织结构和周围的文化会影响这种控制的讨论和构想。图为该书Harvard University Asia Centre 2002年初版书封。
 
四   情感社会学对于社会学的贡献、不足及未来走向
 
情感社会学对于社会学的贡献体现在：首先，挖掘出了情感的社会内容，为社会学对社会事实的解释提供一个新的维度。人们发现是社会力量影响着情感的体验与表达，而且很多种情感就其本质而言是社会性的，社会地位、权力、文化等社会因素规训和监控人们情感的表达、交流和传递；情感在性别角色、性别压力、小群体、社会运动以及社会分层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其次，通过研究情感在社会互动中对人际关系的模塑作用，人们可以为探究社会行动的动力寻找新的解释。引入情感这一解释项，使人们可以在社会化和再社会化的过程中理解情感与社会规范、道德体系之间的关系。群体与阶层意识的形成、有效的社会动员、群体行动的动力，都可以通过情感这一解释变量的引入而得到较之以前更有说服力的解释。再次，情感社会学应对或是挑战了社会学传统中的生物性—社会性、微观—宏观、定量—定性、实证主义—建构主义的二元式对立，为打通这一系列的二元对立提供了新的可能。复次，情感社会学勾勒出了情感与知识之间的关系。指出情感的生成、表达、传递会促生相应的知识，而且高度分化的情感会产生更多“精练雅致的情感词汇表”（戈尔顿，1992），它们是文化与知识的重要组成部分。最后，情感研究“将生物学的思考返归于社会学”（Massey，2002）。基于生物学对于情感演进过程研究的成果，社会学家能够从新的视角重访社会学中的经典命题。如“仪式与社会行动”命题，通过对于情感的生理底基（substrate）与社会建构之间的内在联系的探索，使我们对于仪式如何调动人们的情感能量以建立社会关系有了更深入的理解。从这一角度来讲，情感研究可以使社会学利用其他学科的研究成果来促进自身的发展。
 
目前的研究虽然已经超出了对于情感社会学的基本概念和研究思路进行讨论的阶段，但是在具体的研究中，对于情感自身的逻辑、情感的本质、情感的存在方式还没有达成普遍的共识。此外，对于一些重要的问题还没有提出合理的解决方案，譬如，情感中的生理学、神经学、心理学成分与社会因素之间的交互作用的具体运作机制是怎么样的？情感与社会结构之间的动态关系是怎样具体运作的？情感分化与社会分工之间具有什么样的内在逻辑？在微观层面的研究中，研究手段的科学程度仍然比较低，譬如，指标设置、测量技术、数学模型不够精准，而且在研究中多侧重于经验性的描述，缺乏理论上的提炼；在宏观的研究层面，结构安排与情感规范（emotion norms）之间的历史性与跨文化的关系，尚须用相关的资料来加以证实，而且对于结构安排与情感规范之间的关系，也有待于做进一步精致化的加工，而这在很大程度上要依赖人类学家在跨文化比较研究方面的新成果。
 
从目前形势来看，今后的研究将会呈现出这样的态势：在对于社会现象的解释项中，情感自变量的地位会进一步得到强调；随着商业化程度的提升，现代社会“其成员能够有效管理自身情感的”社会形象会日益突出，其结果是关于情感管理的技术、情感产业中的情感管理与疏导、对于情感管理的反思，会较以往更加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而且由于情感与身体的结合，情感管理的技术作为“自我技术”的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将会被结构化。此外，由于社会机构将情感视为能够带来利润的矿藏来开掘，情感的分化将会出现明显的导向性：正向情感（positive emotions），譬如前文所述的“对于顾客示以友好的情感”将会通过社会机构的深度操纵得到进一步强化，而负面情感（negative emotions），如愤怒、忌妒的表达将会禁忌化。最后，随着全球化与地方化双重线路在社会生活中缠结，情感氛围也必然会成为情感研究领域的热门话题。社区的、民族的、区域性的、全球范围的情感氛围将会成为人们探究的重点，在情感分化过程中与社会关系实现结构化关系的情感，以及它所营造出来的情感氛围，将在整个社会生活中扮演起重要的角色。譬如“9·11”之后，在美国日渐弥散的恐惧文化（对恐怖主义的恐惧）所形成的氛围，已经对精英阶层的政策制定产生巨大的导向性，它的影响已经波及全球范围。从总体来说，情感论题虽然在社会学中获得了合法的地位，但人类的情感世界，对于社会学家而言，依然是一有待充分开发的新大陆。尤其是在这个全球化时代，探索情感的视角必须不断拓展。
 
五   情感研究与中国社会转型
 
（一）社会运动动力学的新解释变量

近些年来，很多学者开始探讨一些重大的社会事件、社会运动过程中的情感氛围对于事件或者运动本身的影响。譬如，裴宜理（Elizabeth J. Perry）《重访中国革命：以情感的模式》一文探讨了革命领袖如何通过“提高情绪”（emotion raising）在跟随者中间塑造出一种奉献革命的精神氛围，进而达成革命动员目的。“数百万参加红军的人，很可能并不是由于他们与民族主义或者土地改革原则之间具有某种抽象关系而受到鼓动，而是衷心地想要投入到一种高度情感化的正义事业中去。”（裴宜理，2001）裴宜理的这一研究可以说是从情感氛围角度来重新解读社会事件的一个比较成功的尝试。郭于华对于陕北骥村妇女合作化以后集体生活的口述史研究，揭示了宏观的历史事件如何被整合进骥村妇女的生活体验中，达到“血肉交融、情感相系”的境地（郭于华，2003）。其间，展示的是社会力量如何模塑社会成员情感记忆的独特逻辑。在对于农民“诉苦”行为的研究中，郭于华与孙立平将中国农民的“诉苦”行为——这一具有中国特殊色彩的情感体验、表达方式，视为“农民对于国家的感受、认知”。在他们的研究中，诉苦成为“农民国家意识形成”的一种方式（郭于华、孙立平，2002）。更具启发性的一点是，研究者揭示出了中国革命的领导者有意无意地将情感体验——忆苦、诉苦——视为一种社会动员的有效武器，借助忆苦，革命领导者引导农民对“阶级敌人”进行斗争。这个过程体现出情感调动在社会运动中发挥的巨大作用，农民群体集体性的情感共鸣可以使原本陷于僵局的批斗大会拥有一种实践性的流畅性，从中我们可以发现社会运动与情感操控之间的一种发人深省的契合性。将情感作为一个新的解释变量融入理论阐述之中，可以使人们早先不能理解的社会事实（social fact）呈现出其在社会学之网下的独特含义。社会群体行动先前为人们所忽视的因素（譬如行动者追寻情感上的满足），会使探究社会行动的动力机制这方面的尝试变得更有说服力。除了揭示行动中理性计算的一极之外，追逐情感满足与情感升华的努力，使社会学视野下关于“社会人”的学科预设更具有说服力。这种说服力，来自于一种洞见，这种洞见早先是被隐匿在学科视野之外的黑暗之处。考虑到中国社会现在所处的独特境地，许多被涂尔干定义为社会事实的存在，隐匿在中国社会的角角落落，情感透镜可以使解释之光照穿黑暗。
 
（二）情感氛围推进社会失范研究的深度与社会控制的现实意义
 
自从涂尔干以来，关于社会失范的研究，一直是社会学的经典命题。作为一个转型社会，中国社会的阶层分化日趋明朗。如何把握在阶层内部弥漫的情感氛围[1]，以及如何认知阶层之间的情感取向，如孙立平教授所提到的“上层寡头化，下层民粹化”现象（孙立平，2006），在很大程度展现的是一个阶层面对另一个阶层时的情感取向——精英阶层与下层民众之间不能产生对话的、非理性的敌对情绪。对于社会阶层之间的日渐扩散的整体情绪——情感氛围作出判断，无论是从社会学的知识生长角度来看，还是从解决中国社会的现实问题角度来看，其价值均不容低估。但社会和谐开始被列入学术研究的当前日程表之后，如何疏导社会阶层之间的不融洽或冲突性情绪，势必会成为社会学今后研究的一个重要领域。如何立足于社会学的研究范式，借助情感社会学的理论成果，框释（framing）不同社会阶层的情感词汇表，即不同阶层有关情感的意识形态，从而为理解社会群体如何在情感上认知阶层之间的权力格局提供文化上有意义的范畴，最终为疏导阶层冲突寻找可能的出路，化解转型社会所面临的风险，这是情感社会学能为增强社会学的解释力度所能作出的贡献。特别是我们这个处在转型时期的社会，充满了各种风险，稍有不慎就很容易引起失范，如果我们能够准确地把握社会的情感氛围（emotional climates），这显然有利于社会控制。在这个背景下，对于情感社会学的发展脉络进行一个初步把握，无疑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
 
下文所提到的“情感性劳动”（emotional labor）最初指员工在工作场所调节和表达情感的方式，比如乘务员无论开心与否都要微笑好几个小时。它是一种无形的工作，让别人感到被关心和舒适。后来，这一想法被扩展到包括性别角色，女性在工作中被期望承担更多的移情反应和照顾。[图源：Facebook]

（三）为中产阶层研究提供比较框架
 
随着社会结构的变化，互动式服务行业的从业人员所占的比例越来越大，“情感性劳动”（emotional labor）将会成为一种突出的社会现象。根据国外社会情感研究方面的现有成果，“情感性劳动”的主体大多为中产阶层（Hochschild，1983）。而中间阶层在整个社会中“起着缓冲地带或者防震垫的作用，缓冲地带和防震垫不知不觉地接受、缓和与分散在事态迅速发展时不可避免地引起对整体的结构的种种震荡”（齐美尔，2002：428）。由此可以看出：研究中产阶层与缓解冲突、实现社会和谐这一主题存在着密切的关系。考虑到国外情感社会学的既有研究成果多侧重于对中产阶层的研究，譬如社会学家霍赫希尔德指出：中产阶层的子女较之劳工阶层的子女更善于管理自身的情感，因而在职业上较之后者更容易得到中产阶级所占据的职位，所以情感的阶层再生产为中产阶层的再生产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Hochschild，1979）。结合现状，情感研究无疑为探究中国中产阶层的现实处境提供了一个比较社会学研究的框架。如此一来，中国的社会学者可以在研究中国社会的现实问题时，能够与国外学界展开对话，在这个全球化与地方化相互缠绕的时代，这对社会学的成长与解释力度的提升无疑意义深远。
 
*本文原载于《社会理论》2009年第5辑。为阅读及排版便利，本文删去了注释及参考文献，敬请有需要的读者阅读原文。
 
**封面图为不同人所呈现的多维度的情感类型。[图源：engoo.com.tw]
 
〇编辑：暮隅  〇排版：衔蝉
〇审核：长木 / 盆栽

鸣谢
专题策划人：小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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