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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伯清 | 当代情感体制的社会学探析

成伯清 社會學會社 2021-11-17
成伯清（1966- ），南京大学社会学院教授、院长，校学位委员会委员，兼中国社会学会副秘书长，理论社会学分会候任会长。主要研究领域为理论社会学、情感社会学、社会学史，著有《情感、叙事与修辞——社会理论的探索》《走出现代性——当代西方社会学理论的重新定向》等。[图源：ias.nju.edu.cn]

专题导言
情感史是历史学中近几十年的一大新兴热门领域，尤其近些年这方面相关研究越来越多，成为一大潮流。从社会学立场上看，为什么情感史研究值得关注呢？一方面是情感史对于情感与社会和历史之关系的理论洞见，对于社会学的情感研究提供了非常丰富的启迪；另一方面，情感史研究也为社会学的情感研究提供了大量的（历史）经验材料，为情感社会学打开历史视野提供了有力的支持。本专题试图勾勒吕西安·费弗尔及诺伯特·埃利亚斯以来的情感史研究大致脉络并呈现少数有意思的研究案例，但非常遗憾的是，若干非常重要的学者的相关文献目前尚无中译本，因而只能略过了，敬请感兴趣的读者朋友自行查找阅读原语言文献吧！

摘要

情感体制是指一定时期在一定社会领域中围绕一套规范情感及其表达而展开的话语和实践。情感体制的视角可以为我们揭示个人感受与社会结构之间交互作用的机制提供一种分析思路。伴随当代社会在三个关键领域发生的变迁，情感体制也相应呈现三种类型，即工作领域的整饰体制、消费领域的体验体制以及交往领域的表演体制。三种体制之间既有张力也有交叉重叠，由此而衍生出各种复杂情形。同时，在诸种情感体制中也潜含着共同的趋向并由此导致共通性的情感现象。基于情感体制的分析和诊断，为理解和解决当代情感问题提供了社会学的思路。

一、引言
 
在当代社会，情感以前所未有的方式成为问题和话题，已引起人们的特别关注。而情感现象的凸显，无疑与当代社会结构和交往模式的变动有关，应从社会学的角度予以考察，因为“社会学想象力可使我们把握历史和个人生活历程以及二者在社会之中的关系”。从学术史来看，经典社会学家虽重视情感因素，但因缺乏有效的概念工具和观测手段，未能对情感的内在机理进行深入分析。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来，一场“情感研究的革命”席卷了众多学科，社会学界也出现情感研究的新局面。随着1986年美国社会学会情感社会学分会的建立，情感社会学作为一个分支领域的地位得以确立，相关研究持续展开并逐渐深化，但在理论框架上主要依循符号互动论范式，间或亦有采用精神分析与交换理论者。
 
耐人寻味的是，此番情感研究的兴起，跟包括女性、人权、环境等运动在内的“新社会运动”密切相关。新社会运动往往围绕单一议题展开，参与者凝聚的基础经常是一种共同身份的认同，故也被称为“认同政治”。在此背景下发展起来的情感社会学理论，或多或少地带上了这种倾向，即认为就像个人认同的社会建构一样，情感也是依照特定规则建构出来的产物，个人可对自身情感进行管理。而且，现行情感社会学理论，特别是美国取向的，虽名目繁多，但大都专注于解释互动情境中的情感现象，对宏大社会结构背景则漠不关心。其结果，“尽管情感社会学作出了广泛的努力，但并未能够深刻地改变一般的社会学理论，也未能重塑这门学科的多数分支领域”。
 
从内在学理来看，造成这种困局的原因，首先是理论视角的局限，难以将宏大的社会结构纳入视野。即使有从结构的角度来分析情感现象的，也基本是根据处于社会结构中不同位置的个体的相对权力和地位来分析情感过程，而未能从总体社会结构的特性来对情感问题作出准确的时代诊断。其次是缺乏历史的维度，容易受蔽于特定的意识形态，将“属于一定的社会形式的”情感现象视为当然和普遍的事实，鲜能反思性和批判性地探究情感与社会历史条件的关系，从而陷入特定的时代偏见。再次，社会学中的实证主义倾向导致了对情感的意义维度的忽视，经常将富有社会意义的情感化约为主要基于生理反应的情绪。最后，现有的概念框架预设了情感的产生和传导源于和限于社会互动，从而不能将个体的情感故事与时代的宏大叙事有机地联系起来。简言之，情感社会学未能乘“情感人”崛起之势，使情感维度真正回归对人与社会的研究之中。
 
当前情感问题的复杂之处还在于，许多看似个体的感受其实既跟全球化背景下日益强化的相互依赖和交互影响有关，也是以互联网技术为基础的新媒体发展所致。亦即情感的传导不再依赖于和局限于特定的社会纽带，而可能直接将个体贯通于社会整体氛围。
 
有鉴于此，我们需要一种能将看似个体层面的情感体验与一般性社会趋势贯通起来分析的视角，也就是从情感得以形成和表达的一般社会条件出发，去洞悉情感问题生成的社会机制，并借由对情感现象的理解进而诊断我们的时代精神。
 
二、情感体制的视角
 
尽管情感社会学的主导性理论取向存在着局限，但就宏观结构背景影响情感的形成和表达这一具体论题而言，在社会学中已有一些相关研究。其中值得一提的是埃利亚斯（Norbert Elias）关于行为举止、交往礼仪及情感控制的长期演变趋向的探讨。在充满暴力的中世纪社会中，恐惧和惊吓堪称日常体验，相应地，情绪及其表达也比较极端化。而随着国家对暴力的垄断，一种“没有激情的自我控制”出现了，“这种或那种的监督机制……都施加持久的、均衡的压力，以抑制情绪的表达。它们朝着削弱行为和情感表达上的极端波动的方向驱动”。后来埃利亚斯等人又通过分析休闲的体育化（sportization of leisure）现象，指出对情感的限制可以暂时进行受控（controlled）而愉悦的解控（decontrolling）。埃利亚斯从过程的视角来审视情感控制现象，无疑是值得肯定的，但在主流社会学中并不受关注。巴伯莱特（J. M. Barbalet）和特纳（Jonathan. H. Turner）等人也就宏观层面的社会过程与情感之间的联系进行解析。不过，巴伯莱特只是选择性地探讨了社会结构的某些方面（如不平等）与某些情感（如怨恨）之间的关系，未能提出一个系统的解释框架。而特纳则依照下述思路来处理情感与结构的问题，即“就面对面的日常接触而言，社会结构通过地位、角色、社会生态和人口统计特征的微观动力而对个体施加影响”。在流动性日趋增强的时代，这种略显机械的结构论显然难以解释当代情感世界的逻辑。
 
事实上，在探讨个体情感与一般社会结构之间的关系上，霍克希尔所提出的“感受规则”（feeling rules）概念最接近我们的设想。感受规则是个体在社会化过程中习得的规范，用以指导个体如何体验、解释和管理自己的情感，包括在特定情境中应该感受到何种情感并以恰当的方式表达出来。比如参加婚礼的人应该高兴、参加葬礼的人应该悲伤等。感受规则可使个体从社会生活的复杂感受中，将特定的感受摘取出来予以确认和命名，依照社会规范来调节和管理，以适应情境的要求。不过，感受规则概念作为情感体验与社会结构之间的连接中介，在回应本文前面所提出的问题上，还是存在不足：一方面，凡事皆有规则，在特定时代背景下，通过具体的感受规则无法说明共通性情感体验受制于何种规则体系；另一方面，规则必因情境而变，仅凭感受规则不能揭示特定时代共通性情感体验源于何种结构性背景。
 
为找到恰当的视角，我们转向历史，发现确有不少学者，已经展开了颇为多彩的情感史探索。情感史的一个焦点问题，就是特定人群有关情感及其表达的社会规范的演变。他们提出了一些富有启发性的概念，如“情感共同体”（emotional community）、“情感风格”（emotional styles）、“情感文明”，甚至“情感学”（emotionology）。其中，雷迪（William Reddy）的“情感体制”（emotional regime），更适合作为我们所要考察问题的分析视角。
 
根据雷迪的界定，情感体制是“一套规范的情感以及表达和灌输它们的正规仪式、实践和述情话语（emotives），是任何稳定的政体必不可少的支撑”。根据这个定义，情感体制涉及一套情感，这套情感的养成和表达，必须符合一定的规则，并通过一定的仪式和实践予以强化。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述情”一词，这是雷迪仿照“述事”（constative）和“述行”（performative）而创设的一个概念，“不同于述事和述行，述情话语既可以描述（像述事话语）也可以改变（像述行话语）世界，因为情感表达对于所激活的思想情感材料具有一种探索和自我改造的效应”。所以，述情概念实际上揭示了情感证成自身的一种机制，也显示了情感的一种复杂特性。之所以采用“体制”这种更常跟政治联系在一起的概念，是因为雷迪相信，“情感作为个体生活的中心，深受社会的影响，故而具有莫大的政治意义”。在他看来，“情感控制实为权力行使之所：政治不过是一个决定的过程，即决定身处特定场合和关系中的人，对于涌上心头的感受和欲望，何者必须视之为僭越的而予以抑制，何者又该视之为珍贵的而予以彰显”。分析情感体制，可以更好地理解特定政体（political regime）维持和运行的情感机制。
 
雷迪的情感体制显然包含在特定政体的框架之中，而且潜在地假定一种政体下存在着统一和单一的情感体制。本文将情感体制作为一般性的社会学概念来使用，认为可能存在着超越特定政体的情感体制，在特定政体之下也可能存在着多种情感体制。相较于感受规则，情感体制可以让我们超越互动性和情境性的情感分析，跳出局部，从相对较高的也是更为根本的层面，从整体上来理解和把握特定时代的情感实践和话语体系。采用“体制”的说法，是为了强调人际交往和互动情境之外的社会性安排，这种安排未必是明文规定的，但却渗透在社会生活的核心领域。唯有将情感的体制性背景揭示开来，我们方能发现情感领域演化的逻辑，才能看到当前情感问题的共同成因和趋向。
 
我们固然不能脱离时代的社会结构背景来抽象地谈论情感体制，但情感体制一经形成，就会形塑一个时代情感律动的基调，也影响着社会结构变化的方向与方式。表面上看，情感体制是配合主要的社会实践模式而产生的，但在社会实践的价值取向中，必然浸透着情感体制的成分。马瑟曾以“人类社会简史：情感在社会生活中的起源与作用”为题进行美国社会学会主席的就职演说，在他看来，规范和价值是社会结构和情感大脑（emotional brain）交互作用的结果，共同生活创造出内隐记忆，将行为、客体、体验、思想与主观情感状态联系起来，并最终塑造出未来的理性行动。其间的关系极为复杂，任何社会结构都包含着情感的积淀，也诱发着情感的产生，而情感的畸变和爆发也可能导致社会结构的重组。
 
可见，情感体制概念既能将个人的情感体验与宏大的社会结构联系起来，又比感受规则意蕴丰富、涉及面广，同时还具有一定的概括性，适合就整体性的情感现象作出时代性的诊断。
 
三、当代社会结构与意识背景
 
本文中的当代社会，指20世纪70年代以来的社会形态。就发达国家来说，这不仅意味着后工业社会的来临和服务型经济的兴起，也标志着消费社会进入了成熟阶段；就发展中国家来说，自愿或被迫地卷入全球化进程，面对发达国家几乎全方位的辐射，同时踏上了现代化和后现代化之途，尤其在生活方式上深受影响。
 
就情感领域而言，在当代社会中，表面上因个人权利的扩展，情感表达的自由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但实际上对情感的规训也日益深入而全面。福柯借助边沁的“全景敞视监狱”，揭开了现代规训技术的逻辑原型。但边沁还有另外一项发明，即快乐和痛苦的算法，也同样影响深远。这种关于心灵感受的操控，自然也会遭遇“理性化的限度”，正如帕斯卡尔所言，“心自有其理由，非理性所能知晓”。换言之，情感并非可以任由社会控制，而有其自身的演化逻辑。
 
情感规训和规划的策略，在当代条件下呈现出分化态势。这既与当代社会关键领域的变迁有关，也跟诸领域的日趋自主密不可分。如何把握当代社会的变化？我们可从最基本的社会活动即工作和生活出发。就工作而言，由于新技术革命的推动和经济体系的发展，越来越多的劳动者进入服务行业，使劳动的方式发生改变，服务业要求于劳动者的不仅是体力和技能，还有情感的投入。就生活而言，由于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和闲暇时间的增多，我们又可从消费和交往两个方面来对其进行把握。在消费上，物质财富的增加使消费不再限于满足基本的生存需要，而是转向追求独特的品位和风格，寻求更多的刺激和体验。在交往上，急剧的变迁和快速的流动，使得原先牢固的人际纽带趋向松散，尤其随着互联网使用的普及，人与人的关系日趋短暂化甚至虚拟化，这种态势让越来越多的人陷入孤独，由此又衍生出强烈的交往需求。当然，我们还可以从其他方面考察和概述当代社会的变迁，但工作、消费和交往，是相对主要的活动领域。而社会成员在主要活动领域的情感感受和体验，无疑是我们考察当代情感态势的关键所在。
 
尽管不同时代的个体，都会面临工作、消费和交往方面的类似任务乃至生存要求，但众多社会学研究表明，当代社会不仅要求个人成为能干的生产者，还要求其充任合格的消费者，因为经济体系的运行越来越依赖于不断诱发新欲望的消费市场。也就是说，当代社会中的个体，既要恪守工作伦理，也要懂得消费风尚。事实上，公众已逐渐从崇拜“生产英雄”转向追捧“消费偶像”，以往强调奋斗和成就，如今则追求快乐和自我表现。此外，当代普遍的个体化倾向，使个体在彰显自我的同时，也脱离了原有社会支持系统而日显孤单，迫切需要通过社会交往来获得归属和情感的满足，社交媒体的迅疾发展即是例证。上述态势，虽然在不同国家和地区的表现程度不一，但无疑构成了当代社会演变的趋向，也表现出当代社会的基本特性及其对个体的普遍要求。

王进喜（1923-1970），黑龙江省大庆市大庆油田石油工人，因用自己身体制伏井喷而家喻户晓，人称“铁人”。[图源：qstheory.cn]

当代情感规训与操控之所以能够全面渗透和蔓延，除了上述结构性因素外，还有更为深层的思想意识方面的原因。首先是社会价值取向的演变，娱乐化倾向日益明显，“娱乐至死”大有成为一种文化精神之虞。面对这种态势，个体似乎越来越听凭于时尚的摆弄，内在品格的塑造让位于情绪体验的追逐。其次，情感话语发生了转变。核心概念从passions（激情）、affections（感情）和sentiments（情操），演变到囊括一切情感现象的emotions（中文通常译为“情绪”）。也就是说，情感中的道德、宗教乃至社会意涵，日渐遭到剥离，剩下的只是短暂的个体情绪。更为关键的一点是，随着社会的疾速变迁，恒常的外在参照系统的消逝，个体的自我观和感受方式也在发生变化。置身于一个变动不居的世界中，不仅自我认同渐成问题，而且个体在生存体验上的感受，势必逐渐脱离自我认同的内核，依随情境而变化。由此，个体所体验到的，多是离散和脱域的情感。在这种情况下，情感也就易沦为操控的对象。当然，不同国家和地区因政治经济乃至宗教传统的差异，这种思想意识方面的变迁在速度和程度上会存在区别，但又无不遭遇和经受着类似的转变，这既是结构性条件使然，也有文化传播的影响。
 
四、三种情感体制
 
综上所述，内在的孤独和外在的诱惑，为操控和规划个体的情感提供了越来越大的空间和动力。当然，围绕情感展开的部署和运作，并非随意散乱的，而是遵循着特定的规则和逻辑，契合于特定的宏观社会结构背景的要求，体现为特定的情感体制。
 
根据前面有关当代社会结构变迁的解说，我们可以将情感体制的考察，聚焦于当代社会生活的三个核心领域，即工作、消费和交往。既有的情感社会学探索，在此三个领域也分别有所涉及：霍克希尔等人的研究当属工作领域，埃利亚斯早期和后期的探索分别属于社会交往和消费领域，而吉登斯和伊洛兹等人显然侧重于交往领域。在借鉴、整合和提炼现有情感社会学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我们建构出三个领域三种情感体制的理想类型：在工作领域居于支配地位的是“整饰体制”，主导性的规范情感是友好亲切；在消费领域居于支配地位的是“体验体制”，主导性的规范情感是快乐愉悦；在交往领域居于支配地位的是“表演体制”，主导性的规范情感是爱。虽然在下文的具体分析中，我们不时会以现有的研究成果作为探索前行的标识，但以情感体制来统摄和分析诸社会领域中情感及其表达的逻辑和趋向，则是相对系统地理解和解释当代情感现象的一个初步尝试。
 
需要说明的是，我们没有考虑政治领域，也没有考虑文化差异，因为本文的主要目的，是尝试着建构一种分析框架，以解释当代社会共通性趋势所导致的情感问题，尤其是日益加深的产业化、市场化、个体化、信息化等带来的生存境况和主观体验的改变。而聚焦于上述三个领域和三种体制，大致可以厘清当代社会情感演变的基本态势。另外，三个领域和三种体制虽然各自围绕自己的主轴和逻辑而分化，但其间也存在着交叉重叠。
 
（一）整饰体制
 
整饰体制要求个体管理和调节自己的情感，以适应外在的组织和职业要求，该体制主要体现在工作领域。现代职业对于工作者的要求，起初仅仅是付出体力和时间，后来在体力之外还要求具备专业技能，如今则要求体力、专业技能和情感全部卷入其中，尽管可能在时间上略有弹性。相应地，对于情感在工作中的作用，也有一个从排斥到征服、再到开发和利用的演变过程，即从强调理性化、试图系统清除个人情感的科层制和泰勒制，演变到当前对于“情商”的强调。但归根结底，其间的组织目标一以贯之，正如韦伯所言，“确保经过统一调教的群众的生理和心理的冲动力，达于理性计算下的最佳程度。……就社会学上而言，具决定性意义的是，凡事都要经过理性计算，特别是对那些看似不可估量和非理性的情感因素”。对于情感的开发和利用，也可视为理性化和机械化帝国向自然（人之自然human nature，即人性）的最后一个堡垒（即情感）的拓展和殖民，当然，这也与文明化进程中规训网络的日趋缜密相关。
 
在工作中，整饰或管理情感的具体策略取决于经济发展阶段。随着服务型经济的兴起，互动式服务成为主要的生产活动，“情感性劳动”（emotional labor）得以凸显。情感性劳动，是指雇员通过公开可见的面部表情和身体姿态，对顾客或其他人表现组织所要求的情感。也就是要求个体调节自身的情感，以与组织期望或职业规范相一致，而不管是否与内在感受契合。通常而言，情感性劳动要求个体在服务中表现出讨人喜欢的情感，比如亲切、友好、体贴，意在使顾客产生某种情绪状态或情绪反应，以增强购买意向或提高满意程度。一些较为特殊的职业，可能会有不同的情感要求，比如，医生要对病人表现出同情，收账人要表现出恼怒乃至凶狠，等等。但总体说来，在“消费者是上帝”的氛围之下，取悦服务对象是主流取向。

以“情感服务”闻名的连锁火锅品牌海底捞。[图源：haidilao.com]

而员工在应对情感性劳动的要求时，通常会有两种策略，此即霍克希尔所提出的“表层扮演”（surface acting）和“深层扮演”（deep acting）。前者指员工仅调节情感表达，以与组织的要求相符；后者指为表达组织所期待的情感而对自身真实情感进行调整，以使一致。表层扮演颇似逢场作戏，外在表达改变了，但内在感受依旧；深层扮演则表里一致，内在感受发生改变，从而产生更为自然和真挚的情感表现。通常而言，情感性劳动对员工提出了更多的要求，增加了额外的负担，可能导致心理伤害。研究表明，表层扮演要比深层扮演给员工带来更多的情感问题。如果员工扮演出来的情感与真实感受到的情感相分离，就意味着员工必须扮演出其并没有产生的情感，同时压抑自己的真实所感，而这会损害员工的本真自我，因为情感毕竟属于自我的内在世界。久之，势必导致个体疏离自己的本真自我和真实感受。情感性劳动的负面效果，确也为不少经验研究所证实。但也有研究发现，情感性劳动并不必然导致情感枯竭或工作满意度降低，这要取决于工作的性质，尤其是工作中的自主程度。一般而言，自主程度越高，主动驾驭情境的可能越大，情感性劳动带来的满足也越大。有时，情感性劳动本身就是一个颇有成效、值得享受的过程。
 
目前对情感性劳动存在着两种针锋相对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情感性劳动是一种更为深层的劳动异化，构成了劳动者（服务提供者）的沉重负担，造成了他们的自我疏离，而且“情感剩余价值”也遭到剥削——这实际上是对马克思经典论题的深化。另一种观点认为，辨识情感信号是一种能力和素质，善用这种能力可以让双方共赢。甚至有营销和管理专家，已经将情感性劳动所创造的“情感价值”，视为有待进一步开发的商业宝藏。确实，这种情感价值，堪称商品化世界中的“礼物精神”，是个体化世界中难得的情感慰藉，不能一概否定。不过，情感性劳动的价值常为世人所忽略，从事情感性劳动者薪酬偏低，且大都由女性承担，这是我们不能忽视的现实。譬如，随着老龄化的加剧，养老业将在中国越来越重要，而对于照料老人的活动中所付出的情感性劳动，则尚未得到充分的承认。
 
借用瑞泽尔“社会的麦当劳化”的说法，整饰体制的实质，即情感的麦当劳化，即将情感纳入理性筹划的范围之内以促进生产。
 
（二）体验体制
 
体验体制要求个体追求新奇体验所带来的快乐，以彰显自身存在的价值和张扬自身的个性。体验体制主要体现在消费领域。鲍德里亚在《消费社会》中，充分阐明了体验体制的实质：“作为消费者的人，必须将快感体验视为一种义务，仿佛一种快感和满足的事业；一个人有责任开心、恋爱、奉承/被奉承、诱惑/被诱惑、参与、欣快和生机勃勃。这是一条原则：通过接触和关系的增多，通过符号和客体的广泛使用，通过系统开发所有可能的快感，来实现存在的最大化”。而今，已然迈入“体验社会”的人，正在将这种“快感和满足的事业”进行到底。
 
现代消费的基础是享乐主义，而享乐主义存在着一个从传统到现代的演变过程，其中的一个关键转变，就是享乐的快感兴奋点从感觉（sensations）移到了情绪（emotions）。感觉器官由于适应和刺激饱和，可能很快餍足，而相形之下，情绪则可不断强化，且任何情绪，无论是痛苦还是恐惧，都可从中开发出快感来。跟感觉相比，对于可以带来快乐的情绪，我们还具有一种自主控制的感觉。事实上，情感或情绪之被调动起来消费，也与现代劳动分工有关，齐美尔揭示了这种关联：“现代人似乎想要通过将各种不同的印象攒聚一处，通过情感中急促而多彩的变化，来弥补在劳动分工中所产生的片面性和单调性”。现代娱乐之走向极端，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竞争的压力和物化的存在，迫使人们逃往情感领域以寻求刺激，正是在情感中，可以寻求到最狂野的亢奋和最眩晕的效果。
 
当代情感体验已不再单纯依靠个人的摸索或试验，而是出现了产业化趋势。在情感消费上，值得关注的产业包括：心理咨询产业（提供心理安慰、情绪舒缓）、流行文艺产业（情感的抒发、支持、共鸣）、娱乐产业（出售和制造快乐）、体育产业（宣泄、紧张、刺激、激动、自豪、认同）、旅游产业（愉悦、新奇、另类体验）以及大众传媒产业（情感沟通、满足和支持的最大来源）。互联网及其相关产业，更是让各类游戏风靡起来，不少人沉溺于虚拟的游戏世界之中。网络游戏给予参与者的满足，虽是借助于虚拟的手段来实现的，但在情感效应上却是真实的。这也是成瘾者难以自拔的原因之一。事实上，富有魅力的游戏往往通过“距离的消蚀”来实现，即借助于使自我与特定情境融为一体的情感诱发装置而迅速体验到忘我的快乐。这种方法也已成为追求片段性极乐体验的常见招式。
 
稍加考察，不难发现，情感产业的运作主要有两种模式。一是紧张和压力的释放。日常生活的理性化带来的诸多自我克制的约束和升华的要求，以及节奏加快竞争加剧，使当代人承受的紧张和压力普遍加大，于是闲暇之中追求刺激和逃避，通过“一种掌控之下的情感控制的解除控制”，来克服日常生活的憋闷、单调、乏味。二是提供人为制造的情感，从欢笑到怀旧，从惊悚恐怖到幸福意识，从影视作品到主题公园，一应纳入到麦当劳化的计划和安排之中。只是在这个过程中所产生的情感，已然难辨真伪。甚至有人认为，我们已经进入了“后情感社会”：所有的情感体验，在发生之前都已就其性质、强度或正确与否，进行了认知评估，我们不再能够体验到自发的本真情感。
 
情感消费存在着阈限不断提升的倾向，即在每次激情澎湃、刻骨铭心之后，倘要再达到类似境界，必须借助于更为奇异或强烈的刺激。这就使得在情感消费中，存在着追求新奇性乃至嗜新症（neophilia）的倾向。齐美尔很早就觉察到了这种倾向：“很多人为一种要去体验新感受的病态渴望所驱使，他们深受悖谬的和叛逆的事物的诱惑，这些东西总是能够刺激一个神经过敏而又堕落的社会中的芸芸众生。与此相连的，往往是一种荒诞和柔弱的心理状态……”
 
除此之外，还有一个特别值得关注的现象，即所罗门所揭示的“对立—过程效应”（opponent-process effect），即一种原初的快乐或痛苦体验开始或终止之后，会产生一种正好相反的痛苦或快乐体验。一味追求快乐，结果转瞬即逝、怅然若失，由此就不难理解情感消费中易于出现“幻灭效应”了。正因如此，情感消费中刻意追求短暂和无常，也就成为常态，而这不过是加快了下述循环往复的过程：从欲求、获取、使用，到幻灭，一直到新欲望的形成。这种循环往复的结果往往是普遍的失望。赫希曼曾经假设，“失望”是促使个体在私人情怀和公共行动之间转移参与的核心因素，从而是推动社会变迁的一个关键动力。这一假说暗示了微观的情感消费可能造成宏大的社会结构变迁效应，也就是说，沉溺于个人情感世界的个体，失望之余可能转而投身于激情澎湃的政治活动，并带来意想不到的社会风潮。
 
（三）表演体制
 
表演体制要求社会交往的情感表达带有戏剧性，借助于夸张的表演，或强化特定情境的氛围，或刻意制造出一种（微）景观，以吸引公众的注视。表演体制主要体现在社会交往领域。虽然广义而言，社会生活就是表演，但一般来说，表演更多地见之于各类仪式。然而，当今社会中，表演越来越成为日常交往的特征。在情感表演中最为常见的，莫过于各种“爱”（浪漫的爱情、甜美的恩爱、博爱）的泛滥。在目前的政治和其他公共生活中，公开地表露情感也成为一种风格，尤其是公众人物当众含泪或落泪，已被广泛接受乃至受到追捧，而这在以前会被认为是失态或有失风度。事实上，当今公共交往领域的崇高感和庄严感似呈萎缩之势，正如韦伯所说：“我们这个时代，因为它所独有的理性化和理智化，最主要的是因为‘世界已被除魅’，它的命运便是，那些最高贵的终极价值观，已从公共生活中销声匿迹，它们或者遁入神秘生活的超验领域，或者进入了个人之间直接的私人交往的友爱之中”。当然，公共领域的情感化在一定意义上也是对科层制“非人格化”的矫正。
 
如果说政治本来就是表演，那么，私密的个人情感，何以越来越需要借助于表演的方式来表达？其中原因颇为复杂。一方面，从社会情势来看，在个人感受日益脱离结构情境和社会关系、缺乏稳定参照体系，以及变得漂浮不定和涨落无序的情况下，唯有通过依照特定叙事框架的表演，方能将自己的情感予以定型和确认。另一方面，情感本身的“演出性”日益凸显。上文已经提及，雷迪提出“述情”一词，正是为强调情感表达具有试探和自我改变的效应。对于情感来说，“表演既表达了也创造出了其所表征的情感”。所以，表演的筹划，能使个体从自身混沌的感受中撷取出特定的片段，赋予主题、独立成章，变为鲜明而清晰的情感故事。借助于一连串的此类故事，人生因此而变得确定和丰富起来，尽管片段之间可能并无连续性，甚至可能格格不入。
 
表演在个体生活中具有独特的建构意义，也是在为日常生活建构意义。相对于琐碎而无聊的日常生活，表演通过一种夸张的叙事，凸显或制造令人激动的故事，尤其是所谓的“惊喜”（surprise），使单调的世界变得富有色彩，并通过戏剧化从而将日常生活结构化为众多自成一体的片段。在当代背景下，人生终极意义的阙如，越发频繁地需要通过戏剧性的情感表达来肯定人生，并不断点燃生活的激情。其实，类似的模式也盛行于不同规模的集体，它们通过举办各种重大活动，通过富有表演性的仪式来激发和形塑特定的情感认同。
 
从当代社会日益个体化的背景来看，表演也是一种为“承认而斗争”的策略。淹没在变动不居的事件洪流中的个体，太容易消失在茫茫人海之中。通过策划引人注目的事件，成为主角和焦点，寻求和制造“出彩”时刻，是彰显个体存在的一种常见手法。随着这种策划越来越复杂，专业化的机构应运而生。此外，在一般的营销活动中，商家经常对自己提供的商品和服务进行戏剧化包装，借助于扣人心弦的故事以增加吸引力，甚至是挪用和占据美好的情感意象来自抬身价。这种营销策略的盛行，也使表演成为司空见惯的景观，渗透到日常生活之中，并进一步引起效仿。
 
表演还有另外的作用，即凝聚群落、创建“情感共同体”。表演的“目标是通过技巧性的、令人感动的表演，在观众与演员和文本之间创造情感联接，并借此创造将文化意义从表演投射向观众的条件”。事实上，表演经常是通过戏剧化和视觉化的方式，特别是诉诸生动的形象，给予人以情感的冲击。表演通过情感联接而呼朋引类，借助于心理认同而形成“新部落”。随着自愿联合（voluntary association）可能性的增加，加之拓展“接触”和“关系”（见上文鲍德里亚语）的动机增强，基于共同情感的新部落越来越多，譬如各类粉丝团体。粉丝们出于满足共同情感的需要，甚至参与到作为情感象征和投射对象的偶像的塑造之中。“因相同的情感，我们与他者相遇、相聚，形成部落；又因情感的迁移，我们从一个部落走向另一个部落”。这种部落或情感共同体，多数具有相似性自恋的特征，即基于共同的情感需要和偏好而相互取暖和强化，并合力排斥“异己”。这在互联网时代尤为值得关注，一些极端组织往往借此觅得同道。此外，这种情感共同体也可能非常不稳定，恰如情感本身的不稳定一样。不过，这种不稳定，也正是刻意追求的效应，其中所耗尽的情感和关注会导致厌倦，而这又导致对新情感和新关注的需求，于是，又一场表演开始了。
 
尽管如此，一个时代或者特定社会空间中，表演的剧目和内隐的叙事结构，又都是有限的，甚至高度程式化或套路化。这不仅是特定的时代局限束缚了想象力，也是因为故事情节可信性的要求，客观上决定了表演的变异范围。另外，现有的情感结构形塑了特定的期待或接受心理的定势，特别是盛行的时尚逻辑支配了表演模式的选择范围，这就是一些情感桥段会在一定时期泛滥的原因。
 
五、诸种体制之间的关系
 
不同于以往等级森严、规则分明的情感控制，当代情感体制本身已经容纳了一定的反思性，既显示出弹性体制的特点，也不无自我解构的特性。不过，当代情感体制虽然呈现出一定的混杂性和模糊性，但也存在着不难辨识出来的支配性趋向。这种趋向，是以快乐情感为旨归。众所周知，自边沁将现代社会的合法性建立在为最大多数人谋求最大限度的幸福之上，同时，又将幸福简单地界定为快乐以来，整个现代社会就朝着变为追求快乐的娱乐系统的方向迈进。倘要概述当代情感体制，可一言以蔽之：快乐体制。快乐虽然成为总号召，但追求快乐的路径，却日益变得迂回曲折——即分化出多种情感体制——有时，这种迂回曲折本身也是快乐的来源。当然，鉴于当代人所追求的快乐的特性，这种迂回曲折不可能具有真正的深度，实质上只是为了掩饰太过直白和单调而已。
 
既然情感体制在不同领域之间出现了分化，那么，不同体制之间的关系如何？一方面，不同体制的原则之间，显然存在着一定程度的张力乃至对立。这也是为何要将它们分开论述的原因。这种对峙尤其体现在工作领域和消费领域，即整饰体制和体验体制之间，正如贝尔所言，“一方面，商业公司希望人们努力工作，树立职业忠诚，接受延期报酬理论——说穿了就是让人成为‘组织人’。另一方面，公司的产品和广告却助长快乐、狂喜、放松和纵欲的风气”。当然，在整饰和表演之间也存在着张力：是为展示自己而表演，还是为了取悦观众而表演？在体验和表演之间，同样存在一定的紧张：是沉浸在自身的体验之中，还是将自身的体验展示给他人欣赏？有时，表演的欲望或责任可能败坏了体验的兴致，甚至表演可能成为一种负担而妨碍了真心体验。面对着体制之间的脱节和矛盾，特定时期的感受模式和情感风格，也不免陷于两难和混乱之中。通常，个体通过生活领域或时间的区隔化（compartmentalization）来适应这种态势，即因时因地、既来之则安之。
 
另一方面，诸种情感体制之间也存在着交叉和交融。三种体制的重叠关系示如图1。

图1 三种情感体制之间的关系图

首先是工作领域的整饰体制与消费领域的体验体制之间的交叉部分，即图1中的A区域。其中又包括两种不同侧重的倾向：或者是生产者同时也享受这个过程，或者是消费者参与消费对象的生产之中。前者实际上就是成功的深层扮演，这是理想状态；后者就是以DIY（Do It Yourself，自己动手）为典型的相关现象。消费者的参与，不仅可以满足自己动手的乐趣，也可以在参与的前提下，强化自主感、归属感和认同感。而就纯粹情感来说，出现了形形色色的带有治疗、拓展和培训性质的活动（沙龙、夏令营、冬令营，名目繁多），参与者既是消费者（付费方能参与），同时在“导师”（或“专家”）引导下按照一定的情感整饰策略，创造出自己的新异体验，甚至在这个过程中创建出新的自我观。在各类充满深层心理学色彩的小组活动（治疗）中，参与者确实体验到了新的感受，接纳了在真实世界中遭到压抑或排斥的情感和自我。但此类活动往往是在一个相对封闭的环境中，通过仪式化和戏剧化的手段激发出所想望的情感，至于走出这个“迷你情感乌托邦”进入真实的世界，效果能否持续和持久，往往不能确定。事实上，当今所谓的“产销者”（prosumer）——指参与生产活动的消费者，他们既是消费者（consumer）又是生产者（producer）——在情感消费中表现得最为彻底。
 
其次是消费领域的体验体制与交往领域的表演体制之间的交叉部分，即图1中的B区域。这里也分为各有侧重的两种情形：要么是消费活动本身具有展示性和公开性，要么交往活动本身是通过消费来实现的。考虑到众多消费活动越来越具有社会性，且所消费的越来越是符号价值，所以，两种侧重的界限也日趋模糊。在此，不妨以通过商业手段演绎浪漫之爱为例来略加探讨。浪漫之爱，本是以情感的乌托邦来抵御和反对基于交换关系的工具世界，试图以纯粹、深刻和对完整个体的包容接受来克服个体存在的孤独与无力。但渐渐地，当代人以消费品乃至奢侈品作为他们情感关系的象征性表达，爱情因此而被物化和商业化。不过，世人还能时不时地以一种近乎艺术的技巧，通过戏剧化表演，来重温、强化或证成建立在情感之上的纯粹关系。然而，新资本主义网络结构带来的无限制工作的压力，使长期的爱恋和亲密关系面临巨大的压力。时间资源的日益稀缺、流动的加剧以及工作中情感投入的要求的加大，使维持纯粹关系所需要的创造性艺术，越发趋于式微。于是，情感秀也开始“外包”，专事代理策划和导演情感秀的机构出现。这种他人代理的浪漫之爱，在体验的本真感和纯粹度上大打折扣，甚至沦为纯粹而认真的表演。
 
再次是交往领域的表演体制与工作领域的整饰体制之间的交叉部分，即图1中的C区域。其中也可分为大致两种不同侧重的类型：在交往中带有生产性目的或效果的，以及生产时需以表演方式呈现的。考虑到职场的竞争和流动性，同时工作中又要求团队合作，因此，处理好同事关系，已经是当今所谓“情商”的核心要求。所以，大凡需要情感性劳动的地方，需要整饰的不仅仅是针对服务对象的情感，也包括针对所在“剧班”内其他成员的情感。为补充瑞泽尔的“麦当劳化”命题而提出“社会的迪斯尼化”命题的布里曼，就将“情感性劳动”改称为“表演性劳动”（performative labor）。而交往中带有生产目的，无非就是各类带有商业性的社交活动，归根结底还是表演性劳动。这特别体现在情感产业中的营销和工作人员身上。其实，越来越多的岗位变得类似于舞台上的工作。正如两位提出“体验经济”的管理专家所言，“在任何公司的任何层面，员工必须知道，任何业务都是舞台，因此工作就是演戏”。根据布里曼的观点，迪斯尼乐园的工作人员，在这个方面堪称当代表演性劳动文化的典范。他们不仅直接使用“演职人员”、“试镜”、“前台”、“后台”之类的隐喻，而且一个个笑容可掬，温馨亲切，仿佛他们不是在工作，而是在参与游戏——他们确实将工作（job）称为角色（role），仿佛跟游客一样，他们都在体验着一场愉悦之旅。
 
最后，是三个领域三种体制交叉重叠的部分，即图1中的O区域。试想，如果上述迪斯尼乐园的工作人员，成功地同时扮演了生产者、消费者和表演者，沉浸在欢乐的童话世界之中，酷不酷？太酷了！而最能够体现O区域之神髓的，莫过于现今备受推崇的“酷”了。酷实际上是一种独特情感风格，兼有几分坚毅（整饰）、几分陶醉（体验）与几分做作（表演）。酷，在自我检视和从容表演中，同时与自己的感受保持距离，还要好像非常享受这个过程。作为酷的标志之一，就是墨镜。而墨镜，其实是不让人觉察出眼中流露出来的情感，所以，墨镜也泄露了酷的限度，至少，是将这样一种据称是炉火纯青的个性化存在艺术放入了括号之中，实际上也就是自我悬置起来。就中文语境来说，酷虽然受到外来文化的影响（“酷”本身就是英文cool的音译），但无疑融合进了当地当时的体验。而这个外来的时髦词汇之所以能够流行起来，显然与类似的结构性处境和体验有关。美国情感史专家斯特恩斯曾在《美国之酷》中追溯了美国20世纪情感风格的形成，其中家庭规模的缩小、管理机构的增长、约会的增多、消费主义的盛行以及宗教的衰落，都导致了情感的历史变化。新的情感表达模式，鼓励自我控制和克制的能力，并日益借助于科学心理学的手段。从“酷”中，我们可以一窥当代情感体制的综合效应。

彼得·斯特恩斯（Peter.N.Stearns）著，《美国之酷》（American Cool:Constructing a Twentieth-Century Emotional Style），纽约大学出版社，1994版。[图源：amazon.com]

情感体制作为一种体制，势必具有一定的强制性和约束性，如若违反，一般会受到惩罚。情感体制以相应的方式强化合乎规范的情感，排除与之不符的情感。事实上，与上述诸种体制所规范和强化的情感相反的情感，在当代情感话语中，都已成为应当予以抑制乃至彻底消除的情感。譬如，痛苦的情绪是不该存在的，要避免自寻烦恼；仇恨是不应该萌生的，至少是应该遗忘的；愤怒是有害的，抱怨是通往自我挫败的不二法门，等等。当代情感体制所鼓励的，是想方设法地寻求快乐，有计划地、系统性地制造快乐——而得不到快乐，一定程度上就是惩罚。古罗马哲学家塞内卡曾经教导年轻人，“真正的快乐是一件严肃的事情”。但当代人似乎更加热衷于在貌似严肃的游戏中认真地寻找快乐。问题是，试图彻底屏蔽不愉快经历的当代人，得到的其实更多的是平面化和无深度的体验，甚至可能导致情感的暖死亡。
 
置身于日新月异的时代，感受瞬息万变。情感越是被放到聚光灯下，越是难以捉摸——因为情感本身的确认，取决于文化模式、社会规范、互动情境、心理感受和生理反应的交互作用，这也是本文一直避免为情感下定义的缘由——也就越是难以安顿，越是可能诱发焦虑。目前“自媒体”的发达，为世人纾解焦虑提供了便捷而多样的渠道。这种表达其实也是自我理解和自我安顿的一种尝试，同时也是一种表演，虽然戏码或许超出了以往规范容许的范围。益发频繁的情感表达，作为情感的自我探索和对他人认可的渴望，确实体现了当代情感体制的效应，更是昭示了情感在当代人生活中的权重。
 
我们希望通过情感体制的探索，触摸到体现当代社会之时代精神的脉动。当然，鉴于当代情感体制及其演变的复杂，特别是情感本身的暧昧性和矛盾性，我们不能期待借助于这个分析框架即可透视出明确的趋势。但作为人类存在的色彩，情感越来越是我们准确呈现社会图景及其动态过程不可或缺的维度。
 
众多学科中发生的“情感转向”（affective turn），不仅是一种理论取向，也是现实的一种映照。社会学在情感现象解释中，应充分发挥社会学想象力以作出自己独特的贡献。究竟是哪些力量，试图将当代人变为米尔斯所讥讽的“快乐机器人”，即认识不到决定我们的处境、我们的社会交往、我们所置身其中的社会变迁的性质以及各种矛盾和紧张的社会结构和文化根源的人？我们必须回到社会的、公共的和道德的视角，方能找到理解当代情感问题之社会构成的关键。
 
本文有关情感体制的社会学探索，只是一个初步的尝试。情感体制究竟如何在特定结构背景中形成和变化？置身于情感体制之中的个体如何可能逸出乃至反抗体制，不同社会阶层是否存在差别，这种差别具有怎样的政治后果？当代情感体制与不同文化传统之间如何共存或消长？这些都是有待深入研究的问题。

*本文原载于《中国社会科学》2017年第5期。为阅读及排版便利，本文删去了部分注释，敬请有需要的读者参考原文。

**封面图为迪士尼乐园中的工作人员。[图源：hongkongdisneyland.com]

〇编辑：烟波  〇排版：林岭
〇审核：孜然 / 灵睢
〇专题策划人：老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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