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殊性”与“普遍性”是现代社会科学的永恒性话题。作为“学科化”的国别和区域研究，区域国别学中的“特殊性”与“普遍性”关系，除了与自身学科建设息息相关，还关涉到临近学科外国语言文学、国际关系学等学科与区域国别学的学科关系。本文认为，“特殊性”不是指一个确定的抽象实体或一个实体的某种确定的特性，而是指与普遍性相对应的异质、多样化的“对抗性”；普遍性并不是抽象的普遍性，而是具体的普遍性，所有的普遍性都是体现特殊性的内在联系，科学只在普遍中考虑特殊。区域国别学作为一门严格意义上的科学，关注的是可重复的、规范性的、理论性的普遍规律。中国区域国别学追求的普遍性不是“坐而论道”的普遍性，而是服务现实需要的、时代需求的具体的普遍性。中国区域国别学是当代的区域国别学，区域国别学自身清晰的实用性和时代性决定了中国区域国别学要解决的是当代问题，也就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问题，中国区域国别学建设必须目标明确地为解决这些问题服务。Particularity and universality are eternal topics in modern social sciences. As a disciplinary study of country and area studi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articularity and universality of country and area studies is not only closely related to its own construction, but also involv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neighboring disciplines such as foreign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international relation. This article argues that particularity does not refer to a specific abstract entity or a certain characteristic of an entity, but rather to the heterogeneous and diverse adversarial that corresponds to universality; Universality is not an abstract universality, but a concrete universality. All universals are inherent connections that reflect particularity, and science only considers particularity within the universality. Country and area studies, as a strictly defined science, focuses on reproducible, normative, and theoretical universal laws. The universality pursued by China's country and area studies emphasizes the ability of serving the needs of reality and the times, and need to solve contemporary problems, namely the great rejuvenation of the Chinese nation and profound changes unseen in a century. The construction of China's country and area studies must serve these problems with clear goals.country and area studies; particularity; universality学界对于新生的区域国别学讨论越来越热烈，气氛越来越活跃。由于国别和区域研究本来没有“学”的框定，参与讨论的学者几乎都是从其他“学”跨界过来声援的，虽然一些时候也可以被称为“区域国别学学者”，但其本身之前已有了鲜明的其他学科背景。随着讨论的深入，越来越明显的是，从其他“学”跨界过来总体上有两个路径：一个是以外国语言文学中的国别和区域研究学者为代表的学术群体，强调国别和区域研究的语言能力基础、文化历史基础、实地生活基础等直观知识，国别和区域研究的学科化被理解为从研究对象的个体“特殊性”向群体“普遍性”延伸（李志东2021：61），一个佐证是北外、上外、北语、西外等外语类高校对区域国别学建设投入了极大的热情和精力，这个学术群体也包括一些人类学、历史学等学科的学者。另一个是以国际关系学中的国别和区域研究学者为代表的学术群体，推崇国别和区域研究的规范性、科学性、系统性等理性价值，国别和区域研究的学科化应该被设定为从研究对象的群体“普遍性”向个体“特殊性”扩展（杨洁勉2022：5），如活跃在区域国别学领域的研究人员大部分本身也是国际关系研究者，这个学术群体也包括了一些政治学、社会学等学科的学者。还有一些“调和派”的学者，强调国别和区域研究“特殊性”与“普遍性”并重，但遗憾的是并没有给出对两者关系详尽的解释。因此，区域国别学的个体“特殊性”与群体“普遍性”是学科建设需要认真面对的关键问题。显然，“特殊性”与“普遍性”不是对立关系，而是辩证关系，要从“特殊性”中发现“普遍性”，用“普遍性”界定“特殊性”。追寻普遍性、理解普遍性、运用普遍性，是社会科学得以存在的价值，承认特殊性、重视特殊性、总结特殊性，则是社会科学不断前进的动力。关键的问题在于，需要准确把握从“特殊性”到“普遍性”，从“普遍性”到“特殊性”的认识过程。而区域国别学中的“特殊性”与“普遍性”的关系，除了与自身学科建设息息相关，还关涉到区域国别学与外国语言文学、国际关系学等相近学科的学科关系，以及这些学科研究人员跨界到区域国别学的合理性。本文尝试对这一问题进行初步探析。2013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六届学科评议组明确外国语言文学包括国别与区域研究在内的五个方向，2018年《外国语言文学类教学质量国家标准》将“国别与区域知识”列为外语类本科的知识要求，“国别与区域研究”列为专业核心课程。实际的外语教学中，关于所学语种的国别和区域内容课程一直占据了一定的课时量，如英语系一般都开设“英美社会与文化”“欧美文学与思潮”等课程，俄语系一般都开设“俄罗斯社会与文化”“中亚国家概况”等课程，目的是拓展学生关于所学语言国家的社会文化知识，提高学生的跨文化交际能力。在教学内容扩展提升的同时，还形成了与之相对应的研究需要，即服务语言教学，尤其是跨文化交流的国别和区域研究。这类研究主要关注研究对象国和区域的社会、文化、种族、思潮等“低政治”话题，不管是无心还是有意，避开了安全、外交、政党等话题，客观上与国际关系学所聚焦的国别和区域研究领域拉开一定的距离。有趣的是，国际关系学也很少涉及国别和区域的社会、文化、种族、思潮等研究领域，专注于政治与外交领域的研究。一部分外语教育背景的研究者也在研究对象国的政治与外交研究领域取得丰硕成果，不过其身份这时已经被标记为国际关系学者，而不是外国语言文学的国别和区域学者。无论如何，外国语言文学的国别和区域研究为区域国别学积累了较为丰富的研究资料储备，尤其是其关注的社会、文化、种族、思潮等研究领域，应然是国别和区域知识体系的坚实基础。但是，外国语言文学的国别和区域研究自身缺陷也是非常明显的，进而限制了其作为一个重要学科分支的发展（李志东2021：63）。这部分国别和区域研究成果以研究者直观观察获得或直接转述为主，很大程度上是关于“事实”的论述，同时做了一些对于“事实”的解释说明。一个明显的标识就是这类国别和区域课程一般都叫做“简介”或“概况”，事实上就承认了内容不够“深”和“专”。而按照胡塞尔的定义，科学本真的事务是建造间接的论证，无数的事态要能够成为得到理性证成的主张的对象，在最下层与直接明察之物相联结；超越直接被给与性的领域，引导我们以关系的方式超过这一领域，这就是科学的意义和成就（倪梁康2022:60）。按照这一标准，外国语言文学的国别和区域研究还尚不足以称为一门“科学”。外国语言文学的国别和区域研究长处在于实践性和直观性，短处在于缺乏规范性和理论性，这不是研究者不够努力造成的，而是学科属性使然。也同样由于学科属性，规范性和理论性恰恰是国际关系学科所擅长的地方。因此，以国际关系学为研究起点，延伸到区域国别学就被认为是自然而然的事情。特别是在方法论上，国际关系学有得天独厚的优势，“一些基础性的理论方法，如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与方法，各种各样的定量分析，以及博弈论、案例研究方法，等等，都普遍适用于国别区域研究”（郭树勇等 2019:17）。是否作为知识生产资料的外国语言文学国别和区域研究叠加作为知识生产工具的国际关系学就可以完成区域国别学的知识体系构建呢？似乎并不是这么简单。外国语言文学的国别和区域研究解决的是研究对象国别和区域的特殊性问题，其遵循的逻辑起点是“任何一个国家都有自己的文明史，从而构成各不相同的文化传统”（胡绳1995:3），因此，世界上没有完全相同的国家和民族，更没有完全相同的区域，外国语言文学的国别和区域研究就是介绍和论述不同之处。当然，在解释这些不同之处产生机理方面外国语言文学的国别和区域研究的解释力偏弱，也就是规范性和理论性欠缺的表现。而国际关系学的国别和区域研究解决的是研究对象国别和区域的普遍性问题，其遵循的逻辑起点是“国家作为国际关系行为体，具有理性、行为统一、利益至上等基本共通属性”，这些共通属性也构成了应用国际关系学相关研究方法的逻辑基础，国际关系学的国别和区域研究必须建立在这些基本假设之上。换句话说，如果研究对象“各具特色、标准模糊、概念难以统一”，国际关系学研究将难以置喙。因此，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国际关系学的国别和区域研究关注于安全、外交、政党等“高政治”领域，因为在这些领域国家与外部世界交流更为频繁，联动性更强，也就是国际关系中的“黑箱理论”，国家在安全、外交等领域的行为更能显现出国家作为国际社会一员的普遍性属性；而很少关注国别和区域的社会、文化、种族、思潮等“低政治”领域，因为这些领域都是国家内部事物，虽然也受到国际社会的影响，但自身民族、文化、历史的特殊性属性更加明显。由此可见，虽然研究的对象都是国别和区域，外国语言文学的国别和区域研究与国际关系学的国别和区域研究逻辑起点不一样，一个立足特殊性，一个始于普遍性。外国语言文学的国别和区域研究与国际关系学的国别和区域研究研究领域也不一样，外国语言文学的国别和区域研究关注社会、文化、种族、思潮等领域，国际关系学的国别和区域研究关注安全、外交、政党等领域，这两个领域无法进行研究互换，这也是由于特殊性与普遍性逻辑起点不同的根本差异造成的。更为重要的是，国际关系研究中的“普遍性”并不是从国别和区域“特殊性”中发现出的“普遍性”，而是从社会科学一般理论形而上嫁接来的“普遍性”。因此，可以认为外国语言文学的国别和区域研究和国际关系学的国别和区域研究对于国别和区域知识体系都有很重要的补充意义，但是难以认为这两条路径的研究能够形成互补，更不能认为是“殊途同归”。张东荪先生提出，知识包含三个阶段：一是“描写或叙述”（Description），二是“说明”（Explanation），三是“解释”（Interpretation）。单是“叙述”阶段便是常识；“叙述”与“说明”兼具，便是科学；三者兼具，便构成哲学（张东荪2011：6）。张东荪先生还认为，“叙述”给吾人以事实，即事物的特殊性；“说明”给吾人以定律，即事物的普遍性。如果审视我们既有的国别和区域知识体系，在“叙述”阶段，外国语言文学的国别和区域研究已经积累了一定的基础，也就是常识性的知识，但还远远不够；在“说明”阶段，国际关系学做了一些有益的尝试，但和“叙述”结合的并不好，也就没有完成胡塞尔所说的“直接明察之物与未明察之物相联结”的科学化转型；而“解释”阶段，则只能作为长远目标了。国别和区域知识体系的构建不能先完成“叙述”阶段，再进入“说明”阶段，那不过是重走外国语言文学国别和区域研究的老路；也不能跨过“叙述”阶段，直接进入“说明”阶段，那也不过是走国际关系学国别和区域研究的老路，而是要走出一条“叙述”与“说明”兼具，并且面向“解释”，在知识体系建构的伊始就兼顾“特殊性”与“普遍性”的新路。因此，我们可能需要重新思考区域国别学的特殊性与普遍性问题，构建国别和区域知识体系并不是一个从“特殊性”到“普遍性”的认识过程，从特殊性的区域国别知识到普遍性的区域国别原理，或是从“普遍性”到“特殊性”的认识过程，从普遍性的区域国别原理到特殊性的区域国别知识，“特殊性”与“普遍性”的张力一直贯穿于构建国别和区域知识体系的整个过程之中。黑格尔认为，“概念的普遍性并不仅是代表一个与独立自存的特殊事物相对立的共同性，而乃是自身特殊化，在它的对方里仍明朗地保持它自身”，在黑格尔的理性思维那里，特殊性不在普遍性之外，而是普遍性的内在规定性、自身的构成环节或组成部分；特殊性是普遍性内在生发而又显露于外的自我规定性（黑格尔1980:332）。马克思赞同黑格尔对于普遍性和特殊性的辩证认识，马克思进一步论述到：“具体之所以具体，因为它是许多规定的综合，因而是多样性的统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1995（2）：18）。也就是说，具体是抽象意义上的具体，抽象是具体意义上的抽象，也对应了黑格尔的“真理不是抽象的普遍性，而是具体的普遍性”。因此，应该从特殊性和普遍性的辩证关系中来考察区域国别学，特殊性的区域国别知识和普遍性的区域国别原理不是两个分离的领域，特殊性的区域国别知识是从普遍性的区域国别原理视角观察到的结果，而普遍性的区域国别原理则是相对特殊性的区域国别知识的具体抽象。当把特殊性的区域国别知识和普遍性的区域国别原理融合在一起的时候，不但区域国别学的复杂性大大地增加了，而且它以新的方式呈现在我们的面前。于此同时，另外一个问题又产生了，如果区域国别学兼具特殊性与普遍性，是否体现为一体两面，也就是说，区域国别学的特殊性与普遍性是平等共存的关系，特殊性的区域国别知识和普遍性的区域国别原理在国别和区域知识体系中相映成趣。对于这一问题，胡塞尔认为，科学，真正的科学原则上排除低级的思维方式；进入科学统一体中的东西都具有逻辑的功能和逻辑的特征（倪梁康2022：49）。特殊性的区域国别知识作为国别和区域知识体系的组成部分是没有问题的，而当国别和区域研究披上“科学”的外衣，以区域国别学的身份呈现，则其核心要素一定是“普遍性的、抽象的、具有逻辑特征的区域国别原理”。在科学的语境下，特殊性与普遍性从来没有平等可言，特殊性的价值不在于自身的“特殊性”，而在于它包含且体现着“普遍性”；特殊性是普遍性的载体，特殊性只是使本质的、深入的普遍性感性化、外在化而已，不包含因而不能表现普遍性的特殊性就没有价值可言（张兴国2014:22）。这里就有必要对国别和区域知识体系与区域国别学进行一下区分，而在很多时候这两个概念被混用，或者认为国别和区域知识体系是围绕区域国别学形成的知识积累，实际上两者存在较大的差异。广义的知识体系指信息、观察、观念、理论、方法等与知识有关的各种要素，因此，国别和区域知识体系覆盖与国别和区域研究相关的各种要素。而区域国别学作为一门严格意义上的科学，仅覆盖可重复的、规律性的、普遍性的区域国别原理，特殊性的区域国别知识只是作为注脚出现，也就是康德所说的“科学只在普遍中考虑特殊”。既然区分了国别和区域知识体系与区域国别学，还有必要区分两种“知识”，国别和区域知识体系的知识和区域国别学的知识，由上面讨论可以得出结论，与国别和区域研究有关的各种要素都可以被看做国别和区域知识体系的知识；而区域国别学的知识就相对狭窄，仅包括国别和区域研究的概念、方法、理论、规律等抽象内容，两种“知识”也不能混淆。但要注意到的是，做这些辨析的目的是更好地统筹国别和区域知识体系及区域国别学，大力丰富“两种区域国别知识”。发展区域国别学的目的是为了更好地构建国别和区域知识体系，更好地构建国别和区域知识体系目的是为了更加清晰、更加准确地认识外界世界，手段是为目的服务的，偏离社会生产生活实践谈科学和知识就犯了马克思所说的“都不是感性经验可以把握的虚无飘渺的形而上学”的错误。从根本上说，人类对自我生存环境之外世界的好奇渴望并探索实践推动了国别和区域研究的发展。人们总想看看别人在干什么，别人生活得怎么样，一方面可以作为学习的对象；另一方面当然也是从维护自身安全目的出发。当现代国家出现之后，国家作为统一的整体，有了更加稳定明确的集体利益，比如主权、国际地位、国家荣誉等等，同时有了更为丰富的手段实现对外部世界的探索，大大加快了国别和区域研究的发展。但是与此同时，外部世界的复杂性、多样性也越发清晰地呈现，简单的信息收集已经不能满足人们对于外部世界本质的认识以及服务预测性的判断，激发了人们对于理论性、规律性、普遍性的区域国别原理的探索，催生了区域国别学这一门学科，也推动着区域国别学研究广度的扩展与深度的挖掘。如何应用有限的手段和精力认识无限的外部世界，这看起来是一项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国别和区域研究产生于人类生产生活实践，服务于人类生产生活需要，与一定的人类社会条件相适应，决定了国别和区域研究被打上了明显的实用性和时代性烙印，正如恩格斯所说：“每一个时代都有理论思维，从而我们时代的理论思维，都是一种历史的产物。”（马克思恩格斯选集1995（3）:465）虽然知识可以传承沉淀，但是受特定历史条件制约，不同时代特征决定了不同的国别和区域知识体系，这宣示了我们对外部世界的认识程度，而其中理论性、规律性、普遍性的区域国别学意义上的科学知识，则是代表了这种认识的最高水平。从人类诞生之日起，我们就与我们之外世界不断发生着互动，随着时代的变迁，肉眼可以观察到这种互动越来越紧密，越来越频繁。随着人类对于自身探索外部世界能力的自信，这些互动越发受到我们对外部世界认识的指导与捆绑。因此，一个时代必然呈现出一个可以观察到的国别和区域知识体系，一个可以表述的区域国别学，并不会淹没于浩瀚的外部世界。而任何超越时代性，形而上地对国别和区域知识体系及区域国别学进行评判的尝试，都会陷入信息爆炸和抽象无力的认识黑洞。人类对自身生活环境之外世界的探索和研究因科学技术的进步而不断得以扩展深化，实践证明对外部世界探索和研究的扩展深化也极为有力地推动了技术的进步，两者成相互促进关系。如果以时代为坐标轴，近代以来，西方国家走在了对外部世界进行探究的前面，国别和区域研究也开展得比较成功。大航海时代为欧洲国家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欧洲国家的海外扩张不仅要靠硬件——坚船利炮，还要靠软件——“知识”（崔建树2020:10）。在这一时期，对非洲、东方、拉美等“新世界”历史、文化、社会、政权情况信息收集和分析成为当时欧洲学界最为前沿的研究课题，这种研究热情不仅是对新世界好奇心使然，也是因为得到来自皇室、政府、教会等团体较为充裕的研究资金支持，服务殖民开拓活动的需要（任晓，孙志强2020:135）。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及结束之后，美国的国别和区域研究快速发展，关于这一时期美国国别和区域研究取得长足进步的动力、方向、起伏以及衰落的论述很多，这里不再赘述（程多闻2018）。这里需要归纳的一点是，不管是早期负责开疆扩土的欧洲国别和区域研究，还是后期跟进细化深耕的美国国别和区域研究，都注意到了国别和区域知识的“特殊性”与共通知识“普遍性”之间的张力，而这种特殊性与普遍性被西方国家研究者自然而然地打上了地域的标签，如萨义德的形象描述：东方是非理性的，堕落的，幼稚的，“不正常的”；而欧洲则是理性的，贞洁的，成熟的，“正常的”（萨义德1999：49）。因此，西方国家的国别和区域研究就是“将现代西方的科学研究运用于非西方的世界，主要是研究政治、经济和社会”。这种研究路径部分地影响了起源于现代西方社会科学的国际关系学的国别和区域研究。西方国家国别和区域研究的殖民动机和意识形态局限并不能完全掩盖这些研究的知识性，并且再一次印证了国别和区域研究的时代性。只有欧洲通过地理大发现打开“新世界”的大门之后，只有美国成为世界性国家，利益遍布全世界之后，这些国家的国别和区域研究才迎来大发展、大繁荣的时代。一方面，国别和区域研究不是纸面上的理论研究，也不是碎片化的信息收集，它要求以大量的、长期的、活跃的实地田野调查保证研究的真实性、可信性，同时还要在抽象层面有概念创新和理论构建，保证研究的科学性、规范性，因此是一项极为消耗人力、物力、财力、知识创造力的科学研究。在现代社会体系里，国别和区域研究的激励必须由政府牵头进行引导和资源注入，历史上国别和区域研究活跃的国家莫不如此。另一方面，对外部世界展开大量的、长期的、活跃的实地田野调查也从来不是孤立的科学研究行为，必然与其他殖民、传教、军事、经商等社会行为相伴随，互为支撑，甚至一人分饰多角，这在国别和区域研究历史上都是屡见不鲜的事情。总而言之，国别和区域研究因时代而生，目标是回答时代问题。我们当今所处的当代，与外部世界交流互动最为频繁的国家之一就是中国。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贸易国，中国还是全球198个国家中140多个国家的最大贸易伙伴，中国在境外成立的企业超过4万家，是世界第三大对外投资国。2023年，中国出入境人员4.24亿人次，疫情暴发之前的2019年，中国出入境人员6.7亿人次。2023年是习近平主席提出“一带一路”倡议的十周年，截至2023年底，150多个国家和30多个国际组织签署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的合作文件，一大批交通、电力、通讯、新城区等标志性项目“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国家落地开花，给当地带来翻天覆地的变化。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特别是“一带一路”倡议提出的十年来，是中国快速融入世界，在多个层面加大与国际社会互动，熟悉国际社会规则，与世界接轨，进而参与国际社会规则制定，引领世界潮流的时代。在行动上突飞猛进、日新月异的同时，我们关于外部世界的认识，与外部世界有关的知识储备明显落在了后面，既有的碎片化的国别和区域相关信息，陈旧的国别和区域研究范式，很大程度上已经滞后于时代的发展，偏离了外部世界发展的实际情况，难以满足当下中国更好地与外部世界交流互动、加快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知识需求，时代在呼唤崭新的、与时俱进的、科学规范的中国国别和区域知识体系。2021年12月，国务院学位委员会下发《博士、硕士学位授予和人才培养学科专业目录（征求意见稿）》及其管理办法，将区域国别学纳入第14类交叉学科一级学科目录，明确了区域国别学的学科身份。国别和区域研究的学科化是对国别和区域研究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国别和区域研究不再是作为一个研究领域而存在，研究领域意味着只是其他学科研究的分支方向；而是作为一个单独的“知识领域”，这里的知识是学科意义上的知识。作为“学科”的区域国别学，决定了区域国别学在建设过程中要形成自己的分析框架、核心概念、具有鲜明区域国别色彩的研究方法，这也是将其与传统的外国语言文学的国别和区域研究、国际关系学的国别和区域研究等领域性研究区分开来的重要特征。毫无疑问，以政府文件的形式正式宣布建设区域国别学是对国别和区域研究的重大激励，也意味着后续各种配套资源和社会支持的增加，中国国别和区域研究必将迎来大发展的浪潮。而不得不再次强调的是，区域国别学的大发展并不仅仅是自身学科意义上的建构完善，学理上的进步，更是为了填充和更新现有的国别和区域知识体系，使之更为科学合理，建设国别和区域知识体系则是为了丰富和提升我们对外部世界的认识，从而指导我们与外部世界更好地交流互动。在这个意义上说，区域国别学既具有明显的时代性，也兼具清晰的实用性，“学以致用，用以强学”，这是区域国别学建立的初衷，也是立学之根本（翟崑，张添，谭萌，杨体荣2023:77）。在以上认识的基础上，现在可以更为充分地讨论区域国别学的特殊性与普遍性问题，以及如何更好地构建中国的区域国别学。回到从“特殊性”到“普遍性”或从“普遍性”到“特殊性”的争论，也就是底层暗含着的外国语言文学的国别和区域研究和国际关系学的国别和区域研究介入区域国别学的合理性问题。外国语言文学的国别和区域研究立足于研究对象国别和区域的个体性要素，显现为对象国别和区域的语言、社会、文化、种族等特征，但个体性不等于特殊性，“特殊性”不是指一个确定的抽象实体或一个实体的某种确定的特性，而是指与普遍性相对应的异质、多样化的“对抗性”（张雄，速继明2008:8），不可能脱离普遍性讨论特殊性，那也就抹去了特殊性的特殊之所在。而外国语言文学的国别和区域研究在社会、文化、种族等普遍性问题上着力较少，不足以建构起特殊性与普遍性的“对抗性”，对这些普遍性问题的探讨已经超越了外国语言文学学科的边界。国际关系学的国别和区域研究貌似关注了一系列世界性、整体性、普遍性的国别和区域问题，并且可以提供一系列社会科学研究方法和理论工具，甚至尝试提出核心概念，但这些理论上的努力恰恰绕过了国别和区域问题的特殊性，孤悬于学科体系至上。普遍性不是抽象的普遍性，而是具体的普遍性，所有的普遍性都是体现特殊性的内在联系，剥离了特殊性也就丧失了普遍性，普遍性包含特殊性和个体性于自身之内，而不是从外面输人的（张兴国2014：20）。由此可以得到结论，区域国别学的特殊性与普遍性都是源于具体研究对象本身，从根本上解决对外部世界的认识问题，不应是对其他学科的添砖加瓦，而是应该重起炉灶，其他科学的知识可以借鉴，但不能直接照搬，要有自己的概念、方法、理论等关键知识。人类对事物本体、本原的追问，实质上就是对普遍性的追寻；追寻普遍性、把握普遍性、运用普遍性，是人类的天性和本质力量，也是人类对事物穷根究底的根本理由（张兴国2014：20）。区域国别学作为一门现代科学，归根结底是要解决普遍性的问题，而这种普遍性决不能脱离特殊性“坐而论道”，不是用普遍性解释特殊性，而是统筹普遍性和特殊性。中国区域国别学是当代的区域国别学，区域国别学自身清晰的实用性和时代性属性决定了中国区域国别学要解决的是当代的问题，是当代中国和世界面临的普遍性问题。当代中国和世界面临的主要普遍性问题是什么？就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区域国别学建设必须目标明确地为解决这些问题服务。习近平主席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当前，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正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展开。一方面，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历史潮流不可阻挡，人心所向、大势所趋决定了人类前途终归光明。另一方面，恃强凌弱、巧取豪夺、零和博弈等霸权霸道霸凌行径危害深重，和平赤字、发展赤字、安全赤字、治理赤字加重，人类社会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习近平2022：30）。提纲挈领地论述了中国区域国别学亟需研究和解决的众多普遍性问题。以服务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为目标导向，兼具国别和区域问题的特殊性与普遍性，中国区域国别学学科建设尤其应当在以下三个方面着力：一是广泛扎实的田野调查基础。普遍性寓于特殊性之中，普遍性是许许多多不同的特殊事物所共同具有的，认识事物的特殊性，是科学认识的基础。区域和国别研究的一个基本要求就是要做深、做细，要到研究国别和区域的当地去实地考察、田野调查；要深入到研究对象国别和区域的社会中去，仅仅浮在上面是不够的，还需要真正地到社会当中沉下去。外国语言文学的国别和区域研究做了一些这方面的工作，但还远远不够。对研究对象国别和区域的实地田野调查是当下区域国别学建设极为欠缺的短板，在学科建设的过程中难以跳跃过去，必须及时补上。历史经验还告诉我们，进行实地田野调查的不仅可以是科研人员，因工作、学习、旅游、旅居等各种原因在海外的人员都可以参与田野调查，积累国别和区域知识。同时，在实地田野调查中，要注意带着普遍性的科学关怀来观察和审视个体化的国别和区域研究对象。二是专注区域国别学知识创新。一切与国别和区域有关的信息资料都可以构成国别和区域知识体系的重要基础材料，但并不是区域国别学科的“知识”，中国区域国别学建设的最终目的不是对国别和区域信息的简单收集，而是形成科学知识，即可重复的、规范性的、理论性的普遍规律，用以指导实际工作。而这些普遍性的科学知识只能建立在特殊性的调查研究案例之上，通过概念、方法、理论创新来实现，不能由其他学科直接嫁接过来，也不能脱离于具体事物，通过从理论到理论的逻辑推导来获得，更不能犯西方区域国别学“非我族类，其形必异”的沙文主义错误。三是科学研究必须与工作实践紧密结合。人类对外部世界的认识和探索是永无止境的，对事物普遍性的追求是不断更新进步的。中国区域国别学追求的普遍性不是抽象意义上的普遍性，更不是绝对意义上的普遍性，而是服务现实需要的、时代需求的具体的普遍性。对于中国区域国别学来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能够研究和有效地解决普遍出现的国别和区域问题，如和平、发展、安全、治理等问题的知识就是普遍性的科学知识。中国区域国别学的科学研究必须从工作实践来，又回到工作实践中去，以工作实践中面对的“特殊性”事物推动科学研究“普遍性”突破，以科学研究“普遍性”知识化解工作实践中遇到的“特殊性”难题。基金项目：本文系上海市智库青年领军人才专项课题“基于田野调查的‘一带一路’建设沿线国家风险与防范措施研究”（项目编号：2024TRC016）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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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 赵裴，上海外国语大学上海全球治理与区域国别研究院副研究员，博士，研究方向：区域国别学、“一带一路”研究。姜锋，上海外国语大学上海全球治理与区域国别研究院研究员，博士，研究方向：区域国别学、欧洲及德国研究。出处 | 《外语教学》，2024年7月第45卷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