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1960——何方口述片段之二十
1960年初，我被下放安徽六安苏家埠。这是个很有名的地方，当年红四军在那里打了一个胜仗。
临走以前姬鹏飞、章汉夫找我谈话。当时谈的还挺好，很客气。他们说，你的问题不过是思想问题，跟着张闻天受了他的影响。思想问题也没什么，到实际生活里面锻炼锻炼吧。你过去老呆在机关，这一次给你找了个好一点的地方，是个鱼米之乡。他们根本不知道安徽是怎么回事。我也不知道安徽是怎么回事啊！
六安是安徽的一个县，苏家埠是六安的一个镇子。外交部让我们三、四十人到了那里。毕季龙当队长。毕季龙，后来当过联合国副秘书长。他弟弟是毕朔望，也是个有名的诗人。其实，毕季龙官比我小，不是“反党分子”。可每次运动来了，都有他的事，不知是因为他的家庭出身还是因为他是从美国回来的，所以总是低人一头。在新闻司，他是宋以敏的领导。下放时说他是“右倾”。什么原因呢？有一次，在参观北京的十大建筑时，他说纽约的中央车站比咱们的北京站要大。这一下他又完了！新闻司当时有两大批判重点，两大帮助重点。毕季龙和陈辉是两大批判重点，宋以敏和徐达深的爱人是两大帮助重点。毕季龙和陈辉曾经留美。新闻司的两个批判对象都是从美国回来的，在美国留过学。陈辉后来是英文《中国日报》的副总编辑。他的父亲是中央银行的副总裁，过去国民党的法币上都有他爸爸陈行的签名。陈辉也下去了，是到另外一个地方去了。毕季龙是跟我们一起下去的。我们几十个人由他带队。他是队长，我们都是小兵。
里面也搭配一些没有问题的人，让他们当组长或副组长，比如有个女同志叫孙桂棣，当了我这个小组的组长。
我不仅仅是插到村里，而且是插到老百姓家里去，一家一个人。有时候一个村子插一个人。我去的那个地方就是一个村子里插一个人。
我住在老百姓家里。住了十五天，身体就浮肿了，就住进了医院。
一开始，因为我的结论还没有批下来，我的地位还挺高的，地委还来请我吃饭。吃饭时我发现了一个怪现象：他们南方吃的米都是糙米，有两、三粒米掉到桌子上，他们还捡起来吃了。当时我心说，这里的人还比较俭朴。这是不知道天高地厚啊！刚从北京下去，在北京的时候我吃得饱饱的。一到村子里，我就完了。住在老百姓家里，我们的粮食供应量是每人每天三两原粮（十六两一斤的旧秤）。所谓原粮是带皮的，把皮一去，也可能就剩下二两多了。一天就这么一点。老百姓自己还可以搞一点菜什么的，我们吃食堂，连这个也没有。我可以买一点咸菜吃，用雪里蕻腌的咸菜，可以看见蛆在缸里面跑，但是不吃也不行啊，它太咸了，所以把人吃得更加浮肿。鸡蛋也不能买。人家还要换粮食呢。
我住的那一家贫农，老俩口，男主人的父亲是要饭的出身。他们俩从小也是要饭的，家里穷极了。老俩口的儿子叫袁世银，十九岁，是生产小队长。不能住在有钱人的家里呀。他们一家真是太善良了。当年，他们自己已经饿得不行了，有一天，把仅有的一只鸡杀了，晚上把鸡煮熟了，两条鸡腿，给他儿子一只，给我一只。我怎么好意思吃呢？无论如何不行。我心说，宁饿死也不能吃老百姓的东西。可是，还不能嚷嚷，因为安徽那边的房子，墙是麻杆垒的，这边说话那边就听见了。我就只好推。可他无论如何也得叫我吃，非吃不可。两个老人自己不吃，让我和他儿子吃。我心里难过死了。最后我还是吃了。这一拉扯反而容易被人发现。人家都没有吃的嘛 ，我吃贫农的东西确实过意不去。有时这种推让，当场让人家抓住，一暴露，“监管”就说我：你和那家贫农怎么关系那么好？言外之意，我这个有问题的人不应该和贫农关系这般好。我只在他家住了十五天。袁世银去年还是前年还到我家来看我。
下放时，我三十八岁。多年不劳动，已经不行了，没劲了。
干什么呢？老百姓干什么，我就干什么。他们锄草你就锄草，他们种地你就种地，他们插秧你就插秧。我三十多岁就不工作了，真悲哀啊！后来好像连文化都没有了，写个东西还得让人家去修改。那些人改得稀巴烂，根本不通，我也没办法，只好认了。我住的那家贫下中农真是好，是真正的贫农。但是我发现他对党并不了解。他曾经问了我一句话：为什么不让我们吃饱饭？这一句话，我一直到现在都记着。为什么呢？那一年风调雨顺，可他颗粒无收。他们那儿的主粮是苞米，他们那儿叫玉茭，已经长得小腿这么高了，上边说不合乎《八字宪法》里面的行距，不行，一检查，要求老百姓把它犁掉。老百姓流泪呀。因为庄稼有个节气问题呀。这一下，农民把地犁了，又重新种了庄稼。种了我们还得锄啊。再种，长得快着呢、高着呢，有这个房子这么高，但是不结穗。为什么它长得高？因为它肥料好。当地领导鼓动老百姓把炕也砸了，把自己的房子也砸了，当肥料上到地里去了，再加上当年的气候又风调雨顺。有人说是“三年自然灾害”，那是胡扯。我是在那里亲眼看到风调雨顺，庄稼不结穗，老百姓没饭吃。说老实话，我劳动也没多少，就是锄锄地什么。有时候我就跑到地里去啃甜杆吃，增加点营养。我能活命，也可能是吃了那个东西起了作用。有个文工团的团员，是唱黄梅戏的。他饿得没办法，就用毒药毒死了一批老鼠，把老鼠杀着吃了，结果把嗓子给搞坏了，发不出声音，唱不来戏了。当时大家抓住什么东西，只要能吃的，就往嘴里送。
我是1960年2月份下去的，正是春天。饿得浮肿住进了医院，房东来看我，不晓得在哪搞了些榆树皮，也不晓得又找了些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蒸出来，纯粹是菜，里面根本就没粮食，硬要给我吃一个，他舍不得吃。我的房东认为我比他地位高。他说，你们来受这个罪，我们心里实在难过。我们无所谓了，你们是念书人，还当过官，怎么现在和我们过这种日子。他们这种感情，没有到过农村的人，理解不了。他们把自己看得低一等，把我看得比他地位高。按道理，我已经被打倒了。当然，他不知道，我也不说，人家也不让我说。中央还没批，也没有通知地方。因此，别看我在他家住的时间不长，他还时常给我弄一点吃的。当然，我对他们家也帮助过。那个穷地方，有时候谣言四起，说是马上就要没盐了，那老百姓别的可以没有，不能没有盐啊！于是就去抢购。抢购得用钱呀？老百姓没有钱。我就给贫农房东二十块钱。他就买了一些盐。所以他一直感激我。其实，我对他倒是应该感激，因为他那么纯朴，有东西他不吃，给我吃。
这是第一家。后来不让我住在那个贫下中农家里了，就住到了一户中农人家里。而后，又换了好几个家。
食堂做什么我吃什么。有时候，一天什么东西也吃不上。我的那些同事中，有人饿得在屋子里哭。我饿得体力弱到了什么程度？有一次我去劳动，不晓得割什么东西，回来时，镰刀背在背上。回到住处，一下就栽倒在了炕上。后来，感觉镰刀还在我的背上。这镰刀垫在背上极不舒服，要不要把这个镰刀拿下来？我的思想经过了长时间的斗争，斗争的结果，还是没拿下来。因为我实在不想动，根本一点力气都没有。我说，算了吧，拉倒吧，垫在那儿，不舒服就不舒服吧。
但是有一条：我还看书。我和宋以敏讲，我把《聊斋》念了四、五十遍。除此之外，我还看了《唐诗》、《宋词》。那时候看这些书倒没人管，你要看就看。因为这些书政治性不强，不像文化大革命时连这些书都不让看。你念《唐诗》没人管，反正你得劳动。我们和老百姓同吃、同住、同劳动，没说不让你学习呀。
我在镇里的医院，呆了十几天。后来我们下乡人员都住院了。不久又都出来了，浮肿不算病了。出来以后大家就接着劳动。
一直到现在，我这腿过一个时期就要浮肿，就是那个时候落的病。回来以后，我在北京医院住了一两个月，为了我的浮肿。高明的医生都给我做了检查，就是查不出病因，找不出道理来。最后我弄明白，原因就是饿的。后来虽说营养已经有了，但身体机制被破坏了。吃东西，大概是十年以内没感觉吃饱过。肚子吃得盛不下了，还感觉没吃饱。我回来后，多亏了我们那个阿姨好。她宁可自己少吃，也让我多吃。我多吃，一则不好意思，二则是多吃和少吃对我一个样，一直是饥饿的感觉。一直到现在，已经吃饱了，我还是想吃。所以我老伴总给我买饼干，怕我实在是饿得不行。实际上营养什么都不缺，但是不吃不行。
从医院出来以后，我就住到了一个中农家里。这个中农比贫下中农对我们的感情就差一点了。他们自己种了一点菜，有一次，那家媳妇问她丈夫：你看，要不要给老何弄一点？丈夫说，给他弄一点吧。于是她才给我弄了一点野菜汤。实际上里面什么粮食也没有。他们不敢对我说什么， 我也不敢和他们说什么。他们有东西，想给我吃，还互相商量了半天。就捞一碗菜，半碗汤，都要商量一下。那么我对他们也得警惕一点呀，一看人家对我注意着，我也不敢随便乱讲。所以过去我是干什么的，在那儿谁也不知道。当时中央的处分决定还没下来，地委和县委知道我是大干部。他们对我既不敢惹，也不能给你什么优待和照顾。我的处境反而更糟。
在下面越来越困难了，困难到后来让我住到了富农的家里。因为他的房子多。他有一个小孩儿在上学。那时候我在农村基本上没看到过小孩上学，三、四个村子，我就看到了这么一个。那个小孩一方面上学，另一方面还弄了一个童养媳。那个童养媳叫他哥，两个人都十来岁的样子。那童养媳很苦，早上很早起来就到水塘里捞菱角，但菱角早被人家捞光了。有时候她一天能捞上两、三个，有时候一天一个也捞不到。已经山穷水尽，能吃的野草，基本上都没有了。看着那小女孩的手脚冻得简直让人心疼。她还得小心谨慎，因为她是童养媳，经常挨骂。
我下放的地方，当时的情况，简直没办法说。中国的老百姓也真好，你怎么拨弄他，他就怎么干。敢发牢骚的，也是见了熟人说两句怪话。平常我们和妇女在一起锄地，基本上没有别的话题。那是大场面，几十人在一起劳动，也就是社会主义的集体劳动。她们唯一的话题就是吃。她们说：以前我们这儿的巴巴子（贴饼子）是尽饱吃的。哪一年哪一年，巴巴子是怎么样的。她们说，解放以后头两年还是可以吃饱饭的。合作化以后就差了一点。大跃进以后就干脆没饭吃了。有些话是重复来重复去的。
我们比老百姓的生活还差。但老百姓是经常死人的。我们一个大队一个总支，总支书记看样子是不挨饿的，因为他经常召集大家训话，说话底气还足。
我记得他动员老百姓，还是大跃进的内容：一会说你的行距不对，要重新犁掉；一会说要做到：村村放火，家家户户冒烟。什么意思呢，就是把土弄成一个坟的样子，弄一点柴火在里边烧，烧完了以后，这些土就变成肥料了。老百姓哪来的那么多柴火？到后来食堂办不下去了。那时全县都有食堂，没有别的东西呀。我们下乡以后不是在户里吃，一直是吃食堂，户里根本不让吃。我们的十二斤粮食都拨给了食堂。我到食堂去吃饭时拿着个盆子，来一勺子，至于是什么东西我也稀里糊涂，喝了就走。
支部书记一方面动员大家密植，另一方面要大家发扬共产主义精神。就是如果你在村子里看到哪个人不行了，要把他扶起来，把他背回来。你看，村里人饿到什么程度了。我曾经看到过好几次这样的人，但我都扶不起来，我扶不动啊！我也饿得没有一点力气。于是我就走了。我这个党员也当得差。他躺在地上，你想扶也扶不动。即使你把他扶起来了，又能扶到哪儿去呀？我眼看着一个人从浮肿到腿烂，浮肿到最后腿就烂了。
村子里安静的程度，我是从来没有遇到过的，任何声音也没有。没有狗叫。也没有狗了。鸡、猪什么的都没了。即使有，它们也不叫，已经饿得半死了，在那儿躺着。小孩也不哭。所有的小孩，一概不哭，连哭的劲都没了。街上也没有跑着的小孩。一般的女人都为了小孩而牺牲自己，宁肯自己少吃一点，省下点粮食给小孩吃。吃完饭以后，大人都集合到地里劳动去了。老百姓男的都去搞水库建设。那时候有淠史杭工程、梅山水库、佛子岭水库。这个佛子岭水库本来老早就修了，但是现在上边说要把旱地全部变成水浇地，要大跃进，所以还要修这沟那渠的，因此男人都出去了，家里只剩下女人。我们就只能和妇女在一起劳动了。小孩不用管，夏天，她们就把小孩往门口一扔。小孩就在那儿躺着，不动，不哭，也不闹。等妈妈回来了，再给他弄一点吃的。村子里没有小小孩，没有婴儿。晚上那个村子里安静得奇怪。他们都没劲发出声响了。所有的妇女都闭经了，生小孩的都没有。有时，能听到吵架声。比如一个妇女让丈夫拿出一点东西给小孩吃，她丈夫不干，她就骂他两句，其它就再没有什么别的声音了。我们也是，劳动回来以后，镰刀往那儿一放，往炕上一躺，再不动了，再有什么紧急情况都懒得动。
我再说说吃萝卜的事情。萝卜那个时候种得不多。因为公社化以后自留地没了，资本主义的尾巴割得净光。队里的萝卜种了一小片，白天晚上得有人看着，怕人来偷。老百姓若把萝卜偷回去，弄一碗水，把萝卜搞熟了，就变成粮食了。但是生萝卜则越吃越饿。老百姓讲话：这东西你别吃，它是刮你的油的。村干部不愿意让老百姓去看萝卜，他知道我们偷回去萝卜也没地方做着吃，决定让我们下放干部去看。村干部对我的印象还好，看我老实，就派我去看萝卜地。面对着眼前的萝卜，我当然思想斗争了：吃老百姓的萝卜，不大像话，老百姓的萝卜是不能吃的，得忍耐着；可嘴说不能吃，心里还是想吃。终于架不住诱惑了，我就试一下，拔了一个萝卜。找一个地方是把萝卜缨子拔了，洗洗，把萝卜的皮一剥，就喀嚓喀嚓地吃起来。吃完了，我觉得还可以，也没什么……。我想，红军长征还偷着吃人家藏族的羊呢。我吃一点萝卜算什么？从理论上站住脚了以后，就放开吃起来。在白天，没有人看到。人们都在外边干集体的活儿，不干活的在家里躺着，谁出来呀？所以那里萝卜地里完全是我一个人的天下。吃一会儿，就躺一会儿。这一吃，解决点儿问题了，但还是饿，然后就继续吃。就这样，一直吃了下去。估计当时我吃了有四、五十斤萝卜。后来我说给李慎之听，他不信我会吃下四、五十斤。但是我估计也差不多，因为我们那儿有大秤。一个萝卜差不多有一斤、或者有一斤多。虽然有大秤，但我不能吃一个萝卜去秤一下呀，叫人家看见了就更糟了，本来就是偷偷摸摸的事。后来李慎之信了。他看了《顾准日记》，顾准都偷吃过。所以他信了。一直到给《顾准日记》写序的时候，李慎之才告诉我：现在我才相信你说的了。
当然，这也不是长久之计。最后人家也不让我看了萝卜了。村里已经饿死了很多人。村支部书记对我比较友好，知道我是个老干部。八月十五的时候，他叫我到他家去了一趟。在他家，我喝了一大碗稀粥，喝了一杯酒。唉呀，使得精神一下子就振奋起来了。这是唯一的改善生活。
因为太饿，我就给宋以敏写信，说我吃不饱。但是，说得太厉害，她会不大信，因为和她听到的报告内容不一样。我给宋以敏的信，只是稍微说一点，说我现在浮肿了，饿得不行。所以她知道我这里艰苦，但不知道到了什么程度。
知道这种情况以后，她给我寄棉衣，包裹包得很严实，里面包了一包奶糖。看到这包糖，我的思想就斗争了：要不要向组织报告？斗争的结果还是向组织报告了。我说：我家里寄来了包裹，里面有包糖，是不是拿给大家吃？她说，“不能！”她的原则性强着呢，不能吃你这个反党分子的糖。她说，家里给你寄的，那你就自己吃吧。我这就合法了！糖果很解决问题。我一天吃那么一点东西，到了晚上饿得不行，不容易睡着，就吃一颗糖。那可解决大问题了。
因为糖果有限，多吃了，过两天怎么办呢？要到饿得严重的时候才吃。我给宋以敏写信的时候也只能暗示她，这个糖起了多大作用。她是正统派。她认为形势是一片大好，粮食又丰收了。但是她也没向组织汇报。寄糖也是偷偷摸摸的。好像寄了三次。我信中说非常有用，她就接着寄，假装寄别的东西。有一次给寄来的是羊皮袄，羊皮袄里面带着糖。
饿得不行了，我给韩念龙写信，因为韩念龙是办公厅主任，我是副主任。我跟韩念龙完全是瞎说一气，也不能说一切都好，这一点良心我还是有的，不能故意说假话。我只是说这里的粮食不够吃，我这一辈子还没这么馋过。但是不敢跟他说下面饿得浮肿。
在那里，管我们的头是孙桂棣。那时候人们的原则性很强啊，她更是铁面无私，对我毫不客气，管得非常严格。比如有一次，她让我们唱歌，我们一点劲也没有，唱不动。而且我根本不会唱她说的那歌子。我嘴也张不开。我说，我不是抵触情绪，我确确实实是没学过，不会唱。她说，我不信你不会唱，大家都会唱，就是你不会唱？我得经常向她汇报思想。我汇报什么呢？编这些东西也相当的难。想来想去，也不能多说，让人家抓把柄。一开生活会大家都尽说好的。现在想起来简直可笑极了。
在农村大概呆了有十个月，我就提前回来了。后来了解到，我走后，我那一摊子事，没人管。韩念龙、姬鹏飞、章汉夫几位觉得外交部需要人，说，还是把何方调回来搞这些吧。于是我就被提前调回来了。章汉夫是搞业务的。姬鹏飞是老干部。韩念龙比较喜欢古董、诗词、字画、砚台等。这些东西外交部没几个人能够欣赏。我也不懂，但矬子里拔将军，这方面还算有一点知识。韩念龙觉得，与其他人相比，他和我还算谈得来。过去，我经常跟他谈诗、对联，说古董，经常到他们家里去。他说，我买了一幅字画，你来看看。我就似懂非懂地去看看。结果我们的关系比较友好。韩念龙觉得何某人还是有点才的，至少还可以用嘛。所以，他们三位老兄是主张把我调回来的。姬鹏飞和章汉夫两个人都是常务副部长，一个管业务，一个管内务。所以他们两个人一定，就把我先调回来了。
那次调回来的不光是我，好像还有毕季龙等人。我跟毕季龙待遇不太一样。因为他是队长，所以他住在公社，吃得好一点。公社虽然不一定吃得饱，但吃的起码可以比我们多一倍。我们这些人住在老百姓家里，吃的是那个食堂，没法相比。为什么我知道公社吃得好呢？因为我们临走的时候，公社欢送了我们一次。这次欢送，我吃的贴饼子，大概有十来个，一个有二、三两，这么大，这么厚。十来个恐怕三斤面都不止。真是奇怪：我本来胃口不好，日子好过的时候，一吃糖就胃酸。这一下乡，吃什么东西我的胃都没问题了。当时我吃了那么多的贴饼子，胃一点问题都没有。
相关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