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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中天：别以为我很牛逼，其实我是弱势群体
01 劝君免谈陈寅恪
陈寅恪是了不起的，可惜我们学不来。
首先是“顶不住”。
无论是谁，当真要坚持“自由思想，独立精神”，就必须有本事顶住来自各方面的压力。
要知道，压力并不仅仅来自官方，来自当JU，也来自民间，来自群众。
比方说在“文G”前，官方对陈寅恪还是相当关心、爱护、客气、尊重，乃至于“护短”的。
反倒是群众对陈寅恪很不买帐，极为不满，正所谓“群情虽未汹涌，但相差也不太远”。
实际上历史系一再坚持批判陈寅恪，一再坚持将陈寅恪划为“中右”，在一定意义上即代表着“民意”。
这也是该系领导人在受到上级批评时颇感委屈，一有风吹草动又故技重演的原因之一。
（另一个原因则是他们认为自己的做法“大方向”是正确的）。
所以，上面的弹压归弹压，下面的动作归动作，批判会还是照开不误。
既然不能把陈寅恪揪到会场上来，那就在会场当中放一把椅子，以为代表，缺席审判，直弄到“千夫所指”的地步。
陈寅恪能“横眉冷对千夫指”，我们能吗？
不是说我们不可能拥有陈寅恪那样的人格力量，而是说人格力量究竟有多大，还值得怀疑。
《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一书作者问得好：
“文化的品格到底有多大力量，能使一个人‘顽固’地坚守着逆潮流的、已等同‘过街老鼠’的精神世界”？
说到底还是“有恃无恐”。
陈寅恪的地位太高，来头也太大了。
他可以因为没有及时收到戏票而向副省长大发雷霆，质问：
“你这个副省长到底管事不管事”，
咱也能？
不能，就只好撤退。
你可是不要小看“群众”呢！
“群众”的力量是很大的。
一人一口唾沫，就能把你淹死。
我在《闲话中国人》等书中多次说过，中国文化的思想内核是群体意识。
其具体表现，就是要求凡事都“大家一样，人人有份”。
那么，凭什么我们大家都学习马列、学习政治，你陈寅恪就可以不学习，还要吃香的喝辣的？
同理，凭什么我们大家都随波逐流，唯独你陈寅恪就可以坚持“自由思想，独立精神”？
想不通。
想不通就要革你的命。
一时半会革不了，就等待时机。
时机总是会有的。
比方说，文化大革命。
那时，就连陶铸都被揪了出来，看谁还能保得了你！
显然，我等一般学人如果也想坚持“自由思想，独立精神”，除非全社会都认同独立自由，不要求“人人有份，大家一样”。
但现在却很难。
其次是“守不住”。
怎么个守不住呢？
因为要“学以致用”。
中国的读书人，或曰知识分子，内心深处历来就有一个解不开的疙瘩，那就是总觉得自己的满腹经纶得有地方派个用场，否则实在是可惜了的。
所谓“有用”，倒不一定是要拿去换饭吃，换钱花，更主要的还是要有利于国家民族、国计民生。
因此这种想法不但不可耻，反倒很崇高。
这种崇高感，很容易地就会解除了坚守“独立精神，自由思想”的心理防线。
比如历史学家周一良就是。
周一良也是陈寅恪的学生，却同时又是“文G”中臭名昭著之“梁效”（即所谓“清华北大两校大批判写作组”）的成员。
这在别人看来是耻辱，周先生现在看也是耻辱，但当时的感觉却是庆幸。
庆幸什么？
庆幸自己所学的知识总算派上了用场。
这不能简单地看作是，周先生为自己“附逆”行为所作辩解的“托词”，而应看作是他的真实想法。
周先生是读过旧书的人，从小满脑子灌输的就是“修齐治平”那一套。
按照这一套说教，一个人之所以要读书，是为了修身；
而之所以要修身，则是为了齐家、治国、平天下。
也就是说，学以致用，服务于政治，是天经地义、理所当然的事情。
所谓“学成文武艺，贷与帝王家”，实现的，不但是一个读书人的人生价值，也是知识学问的自身价值。
相反，有一肚子学问却没人看重赏识，没有用武之地，则是最让人难熬的。
这时，如果来了个买家，而且是大买家，你还不赶紧卖出去？
甚至还有自己上杆子送上门的。
比如冯友兰就是。
冯友兰也是参加了“梁效”的，因此也和周一良一样，颇为情议所不容。
说起来冯先生也是海内大儒，怎么会如此糊涂？
其实，与其说是“糊涂”，不如说是“自觉”。
对此，夏中义的《九谒先哲书》有很好的分析。
我同意他的观点：冯先生是颇有些“圣人情结”的。
他的理想，是要成为“当代中国的孔夫子”，成为当局在意识形态方面的首席顾问。
你既然打算通过权力中枢来施展“为王者师”的抱负，就先得让权力瞅着你顺眼；
而讨好权力之捷径，则莫过于“顺着说”。
这当然无妨看作一种策略，却也是一种危险的游戏。
因为无论如何，“顺着说”和“独立精神，自由思想”是不能兼容的，而顺了第一回，就会有第二回，第三回。
结果，一路顺将下来，冯先生几乎已不知道自己是谁。
最后，“国师”没当成，反倒当了“梁效”。
冯友兰守不住，周一良守不住，我们就守得住？
第三是“耐不住”。
坚持“自由思想，独立精神”，其实就是坚守个人立场，不以社会的好恶为好恶，不以他人的是非为是非。
那好，你既然已经“自外于群众”，也就不能指望别人在乎你、看重你，把你当回事，也不能指望别人理解你、赏识你，听你那一套。
总之，选择了独立自由，就只能走一条孤寂的道路，你能耐得住这份寂寞么？
就算耐得住吧，也还有一道坎儿不大容易迈得过去。
你可以甘于寂寞，“不求闻达于诸侯”；
你可以孤芳自赏，不把别人放在眼里；
但你总要吃饭吧？
连陈寅恪都感叹自己是“求医万里，乞食多门”，咱们比他就更不如。
吃的、穿的、住的，都是“人家”的，而且并不富余。
一旦“人家”不给了，咱就会衣食无着，咱就得扫地出门。
我在《你好，伟哥》一书中说过：
人们总喜欢骂中国的学人和文人没有骨气，却常常忽视一个现实问题：
他们每个月就那么几个小钱，上有老下有小，又要养家又要糊口，头顶上那几片瓦和脚底下的立锥之地都是单位上的，看病吃药哪怕就几片阿斯匹林也要靠单位报销（说得不好听也就是讨），你叫他如何硬得起来？
的确，要想有思想的独立，必先有人格的独立；
而要想有人格的独立，又必先有经济的独立。
大家都说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但鲁迅先生能够“吃了人家的也不嘴软”，原因之一恐怕就在于，他不必餐餐都吃人家的。
这才能坚持思想言论的独立自由。
但问题是，鲁迅先生可以靠稿费、版税养活自己，又有多少学人能靠学术研究获得经济上的独立呢？
自由思想，独立精神，真是谈何容易！
还是陈寅恪自己说得好：
“自由共道文人笔，最是文人不自由。”
而如果你非要坚持什么“自由思想，独立精神”，这些条件便很可能与你无缘。正如夏中义所说：“事情很明白，当你不思依傍权力，则权力所支配的种种恩惠也就不再赐你，而其制控的诸多不便或不幸倒可能如鬼魂缠你”（《九谒先哲书》）。比如同是研究《再生缘》，郭沫若可以尽阅当时所能看到的珍贵资料，包括北京图书馆馆藏、郑振铎捐赠的“海内孤本”，陈寅恪就看不到。他只能凭记忆搜索，请助手查找，最兴师动众的也不过是靠“私谊”请外地的学生帮忙，条件差到哪里去了？郭沫若可以在全国学术界众所瞩目的《光明日报》上，以“排炮”的方式发表一连串文章；陈寅恪却只能以“偷渡”的方式，由章士钊将自己的研究成果带出境外刊行，事后还要被追查，境遇之悬殊又何可以道里计？结果，尽管郭沫若是在1960年经人介绍读了陈寅恪的著作后，才心血来潮要研究这个课题的，却能迅速地使之成为国内学术研究的热点；而陈寅恪的《论再生缘》虽然早在1954年便已完稿，却只能如陆游所咏之梅花，“驿外断桥边，寂寞开无主”，根本无人问津。所谓“权”，并不等于或只是政治权力，也包括学术权力。比如能批给你一大笔科研经费，为你调查研究、收集资料大开方便之门，让你看到别人看不到的东西等等，运用的是行政权力；说一不二，一言九鼎，“说你行你就行，不行也行；说不行就不行，行也不行”，则是在运用话语权力了。它能决定一个人在学术界混得怎么样，能不能混出个名堂来，甚至混不混得下去，同样堪称“生杀予夺”。君不见，多少有着真才实学的人默默无闻，多少有着真知灼见的著作埋没不彰，而某些平庸之辈的平庸之作甚至狗屁不通的东西却被捧上了天，就因为后者掌握了话语权力而前者没有！行政权力与职位有关，话语权力与地位有关，但在中国现行体ZHI下，两者之间往往有一种说不清楚的瓜葛和猫匿。长期以来，中国的学术活动尤其是学术评价（评奖、评职称、批课题等等），一直在行政化的体ZHI下运作。而且，随着所谓“量化管理”的推行，学术的体ZHI化还有愈演愈烈之势。无论谁和体ZHI作对，哪怕脱离体ZHI，都将一事无成，甚至连饭都没得吃。世道从来就不是为少数坚持“独立精神，自由思想”的人设立的。它只为那些愿意“入时合流”的人设立，也只为他们服务，给他们好处。在这一点上，它只问“是否”（纳入体ZHI），不问“亲疏”（血缘交情），因此不是“不公”，而是很“公”。你得自觉地纳入体ZHI，在体ZHI规定的轨道上运行。然后，你得去评职称，从助教、讲师、副教授一直升到教授。比如“博导”（博士生导师），据说就比普通教授高一等。要不然那些“博导”们为什么会把这头衔印在名片上，就像把名牌商标留在西服袖口上一样？所以，你还得去争取别的头衔，比如能够决定别人能否升职、得奖、当博导的评审委员。你写的书再破也能出版，你写的论文再臭也能发表，你随便申请一个什么鸟课题都会批准，有着花不完的钱。你将坐着飞机在全国各地，甚至世界各地飞来飞去，讲学作报告或者参加评审会，放的每一个屁都很香，看着谁不顺眼就能把他给灭了，就像阿Q革命成功以后那样：“要什么便有什么，喜欢谁便是谁”。其中所谓“权威刊物”多少篇，“核心刊物”多少篇，都是有定数的。其中“省部级”多少，“国家级”多少，也是有定数的。这些课题是哪一级的，有多少钱，在评定你是否能够当教授、当博导，是否能够获得重要岗位津贴时，都将起到决定性作用。评职称要填表，报课题要填表，申请博士点、重点学科，申请博士生导师、重要岗位津贴也都填表。还有一点也很重要，那就是当你申请这个申请那个时，必须投其所好，不能由着自己的性子来。你想做的不一定在“指南”里，在“指南”里的你又不一定想做。但能不能申请到课题，却是你能不能升教授、当博导、成为学术界大佬的先决条件。所以，你只能放下手中想做的题目，去做你不想做的事情。请注意，以上所说，只不过按照制度规定必须去做的事情，尚不包括诸如此类的“诗外功夫”和“画外功夫”：经常到领导和前辈那里去“走动走动”，请学术权威和社会名流题写书名或作序，以及邀齐了哥们姐们来吹吹拍拍等等。因为即便你当上了什么，还会有更高一级的什么等着你去当。何况，在你争取当什么的时候，还欠下了一大笔人情债要还。于是，当你把这一切都打点停当，踌躇满志准备干点自己想干的事情时，恐怕就会发现，你其实已经不是自己了。不就是学术地位吗，不就是话语权力吗，不就是科研经费吗，不就是岗位津贴吗？不就是当教授当博导，吃香的喝辣的，坐飞机住宾馆，在主席台前排就坐放个屁都有人鼓掌吗？平时我们总说豁出去了，豁出去了，也就是说，豁出去，就能“了”。陈寅恪不能说是完全豁得出去的人，但至少部分地豁出去了。比方说，他能不在乎他所作的研究是否有用，是否入时：陈寅恪的可贵之处，在于他能够做到，并不在乎自己所作所为有没有意义。意义，这是我们绕不过去的最后一道弯，迈不过去的最后一道坎。我可以不要名，不要利，不要有用，不要别人承认，但我总不能不要“意义”吧？然而陈寅恪却似乎把“意义”看得很淡，一再宣称自己不过“聊作无益之事，以遣有涯之生”。这话理所当然地被许多人看作是自嘲、反话、愤激之辞，或表现了他的痛苦和无奈。我们当然已无法确知陈寅恪说这话的真实想法，但我宁愿把它看作一种彻底，一种为了坚持“自由思想，独立精神”而悟到的彻底，尽管彻底得很无奈。因为所谓“自由思想，独立精神”，看重的不是“内容”，而是“形式”。也就是说，它并不在乎你想的是什么，有没有意义，只在乎你之所想是不是独立自由的。你想的东西再没有意义，只要是独立自由地想出来的，就是“自由思想”。从这个角度来看陈寅恪的许多“自嘲”、“自贬”、“自损”，我们就会有别样的体会。1952年，杨树达《积微居金文说》出版，陈寅恪为该书所作之序却被删去。陈致信杨树达先生云：“拙序语意迂腐，将来恐有累大者，今删去之，亦未始非不幸也。”陈此处之所谓“迂腐”自别有意味，但陈寅恪的著作中从思想到行文均不乏“迂腐”甚至“陈腐”之处，恐怕也是一个事实。如果“迂腐”该灭绝，那么，和“迂腐”沾边的，比如陈腐、陈旧，还有刻板、呆滞，是不是也该灭绝？如果没有意义就不能存在，就该灭绝，恐怕世界上的人早就死光了。你想，这世界上究竟有多少人能说出有意义的话，又有多少人句句话都有意义？何况一个问题或一句话有没有意义，原本就是不大说得清楚的事情。杞人忧天数千年，天并没有塌下来，那么，杞人还该不该忧天，杞人忧天还有没有意义？哥德巴赫猜想，猜了那么多年都没能猜出来，究竟有多少意义，还要不要再猜？实际上，科学史上许多课题开始时是没有什么意义，或看不出什么意义的。正因为历史对无意义表现了宽容，才有了今天科学长足的发展。从这个意义上讲，极少数的“有意义”，其实是靠众多的“无意义”来支持的。比如在我们看来，吃蜘蛛是没有意义的（其实皮洛耶人就吃）。但如果没有人吃蜘蛛（也包括吃别的不能吃的东西），我们今天也不会吃螃蟹。更何况，如果我们今天以“没有意义”为由，不准别人想某个问题说某句话，那么，明天别人也可以用同样的理由，不准我们想某个问题说某句话。你可以这样限制我的思想，我也可以那样限制你的思想。最后的结果，必然是大家都不能自由的思想，而不能自由地思想，其实也就等于不能思想。所以，无论从哪个角度（自由思想或发展学术）讲，我们都得肯定“无意义”的意义。而且，为了彻底，为了确保思想的自由，我们还得否定意义的追求。既肯定“有意义”，也宽容“无意义”，难道就不好就不行吗？可惜，如果我们的口号如此，就不会有人去做“无意义”的事了。只有当他们认可了你的意义，你的所作所为才是有意义的。显然，这就必须以他人的是非为是非，以他人的标准为标准，哪有什么“独立精神，自由思想”？事实上，中国知识分子之所以总是“毛”，总是想附在某张“皮”上，就因为他们总想有意义。只有当它服务于现实，比方说能够安邦治国或者富民兴国时，才被承认为有意义。所以，与其说中国知识分子有一种“政治情结”，不如说他们有一种“意义情结”。于是，为了使“无意义”转换为“有意义”，中国知识分子不得不有意无意、自觉不自觉地把自己附在某张“皮”上。单独的“毛”，无根无底飘浮不定，风一吹来就满天乱飞，不要说别人看着没劲，连自己心里都不踏实。然而知识分子之所以是知识分子，不仅因为他有知识，更因为他是“分子”，既是极少数，又有独立性。显然，要想无愧于知识分子的称号，就得坚持独立立场；要想不附在某张“皮”上，就不能太在乎意义能不能实现。因此，当我们决定选择和坚持“自由思想，独立精神”时，就得先问自己一句：因为你如果连意义都可以豁出去不要，那就没有什么豁不出去的了。免责声明：文章来源于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侵权删除。
为了能和你，没有失落与江湖的心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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