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塚本由晴：是什么正在挤压建筑师的能力？

塚本由晴：我认为现代社会或者说现代制度不足以应对“共有物”（common）、“共同体”（community），因为这对于征税来说是非常困难的。特别是在日本，曾经有很多这种由当地居民共有的土地，比如共有的森林、田地、海洋。对居民来说，他们有责任维护它，也有权利使用这些资源，并且不会过度利用或开发。这就是“共有物”（common）的基本概念。

在过去，土地和农作物不会被政府征税。但在现代，政府想要收取一切费用。这样的话，因为共有（commons）的收入很难处理，政府就把土地分成“公共”（public）或“私人”（private）的所有权，以及共同体（community）的使用权。在现代社会，公共（public）是私人（private）的反面，政府通过将所有这些资源从共有物（common）转为私有物（private），在私人领域积累资本和利润，以便从私人那里获得税收。因为他们可以识别出谁获得了利润，然后就可以向赚得多的人征税。在这种模式中，公家（public）制定规章制度，然后颁发许可证。这样，所有过去属于公众（common）的资源都被转移给私人（private）。因此在现代社会，公家（public）实际是在剥削共有物（common），只是使用了间接的方式。

我没有在《共有性》一书中使用“common”这个词，因为它与土地所有权的联系太紧密了。我们在书中讨论的更多是关于人的行为，于是我用了“commonality”（共有性）这个词，不过它仍然属于“common”的范畴。幸运的是，公家（public）还没有把公众的行为作为一种征税的目标。

实际上，界定什么是“公共”（public）非常困难，但是定义什么是“私人”（private）要容易得多。私人（private）是一种个人所有制，因为任何人都能侵犯其权利，所以它受现代社会体制的保护。相反，基于“私人”（private）的定义，“公共”（public）被定义为对所有人开放。但实际上，公众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对公共空间负责的实体控制的。对于双方来说，处理公共事务变得越来越棘手，比如，如果在公共空间发生了一些不当行为，很难说清谁要对这些事件负责。所以，公共实体或当局在控制公共空间方面变得越来越保守，进而限制人们在公共场所的行为。

如今的公共空间基本上是按照不可能的原则组织或控制的，而共有性是试图远离这种公共空间的。在共有性中，人们可以按照可能的原则来生活，只要人们愿意，并掌握了技能、行为模式，就可以加入到社群中，然后去实践它。这就是common、commonality和public之间的关系。

塚本由晴：我想是社群（club）。我现在对社群很感兴趣。这是一个只要你想就可以加入的地方，它只有一个非常软的界线把成员和普通大众分开。这个社群网络也像一个安全网，成员们同时被它保护着。社群的机制，或者说成员之间的纽带，是成员可以互相分享和讨论相同的兴趣、技能等。我认为社群是管理社区中人与人之间关系的一个子系统，但比国家的系统更民主。我们应该在社区建设中创造这种子系统。

塚本由晴：我想是的。尤其是在20世纪后半叶，建筑师曾被定义为一种精英职业。然而如今我们意识到，过去一百年的建筑行业几乎成为一种工业，在人和当地资源之间制造了许多障碍，也禁锢了人的行为。我认为是时候去发现和理解我们通过建筑行业建立了什么。我们应该与这些障碍对抗，因为它们限制了建筑师的职业，它们正在挤压我们作为建筑师的能力。

在未来，建筑师的职责首先是要找到障碍，这更多需要利用民族学或社会学等学科的分析方法，比如行为者网络理论（ANT，Actor Network Theory），来研究建筑环境。其次是清除这个障碍，然后更好地利用当地资源来激发人们可能的行为。

此外，在履行这些职责的过程中，还有一点也很重要，就是让人们去建立作为当事人的关注和参与的意识，虽然他们并不一定是真正的当事人。我曾参与日本东北多个灾区的重建工作。我们不是失去房子的人，但我们试图帮助他们，倾听他们的声音。然后渐渐地，通过这些项目，我自己成为了一个“当事人”。

当然，建筑师的职责之一，还要让人们想象世界。设计就是想象其他事物的过程。能想象多少，对设计者来说也非常重要。

塚本由晴：建筑师的工作总是与社会状况联系在一起。在日本，一些建筑师最初常常感到非常矛盾，他们也希望像传统建筑师一样去设计建筑，但与此同时，他们也想拒绝那些不必要的、会剥削下一代的建筑。16—17世纪欧洲国家在非洲、北美和亚洲建立了殖民地，开发了很多资源，基于这些积累，如今欧洲国家不需要建造太多新的建筑，而是禁止在旧城建造高楼，试图将建筑限制在更人性化的尺度上，同时使其适应传统街区的肌理与结构。东京现在的状况是，投资方或政府想通过开发把市中心低矮的天际线变成摩天大楼，然后卖掉这些房子，支付市中心的地价。但在我看来，这种大规模开发只是在向空中制造多余的楼层，是另一种建立在殖民基础上的城市形式，因为它实际上殖民了将来要生活在那里的居民。通过从那些居民身上找到机会，确实建造了很多摩天大楼，推动了经济，但我们不能再继续把这种作为建筑师的工作了。

对于年轻的日本建筑师来说，实际能做的非常有限，因为一些企业会垄断大型项目。于是年轻建筑师开始思考建筑行业的新阶段，对于一些非常基本的问题提出质疑。比如，一些人拒绝使用混凝土，因为混凝土意味着要开采地下资源、破坏土壤结构、释放储存在地下的二氧化碳，而且在生产混凝土的过程中还会产生更多的二氧化碳。

现在的中国建筑师仍然在充满活力地创造新的建筑。也许在五年后，中国的建筑师，尤其是经历了非常严峻条件的年轻人，可能也会开始日本的方式。但我不能说这一定就是下一个阶段、一定就是进步的，这完全取决于社会状况。

塚本由晴：在中国，建筑师仍然可以以一种相对独立的方式工作。但在日本，共同体对建筑项目的参与程度更高、参与感更强，同时建筑师和非专业人士之间的区别较小，项目本身似乎破坏了建筑师一直以来的职业边界。通过与不同的人、地点、社会问题相遇，建筑师也会体验到自身的转变，这一点在日本建筑师的身上有非常明显的体现。那些经历让日本建筑师如今更感兴趣的是，通过更多地参与，在项目中认识到建筑的本质。因为没有哪里的建筑是已经稳定的、毋庸置疑的。我认为这是现在中日建筑师之间一个很大的不同，也是这次论坛给我的感受。

论坛《共愉的风景》现场

塚本由晴：我想是的。但不只是通过建筑。如今，建筑的价值已经被肢解了，建筑本身的价值不再是最优先的，而更多是由金钱、时间、安全来换算。尽管这些也很重要，但这不是一种可以单纯通过建筑来实现的愿景。如果建筑师接受并回应了这些要求，就会完全失去建筑自身的价值。现在，我们几乎是在一片沙漠中建造建筑，没有任何肥沃的背景来帮助实现建筑艺术，或者说建筑的价值。我试着找到今天仍然可以相信的东西，然后思考如何重建建筑价值。

重建建筑价值的前提也许是，对某种事物本质的信任。我发现，制造的过程大多是不可改变的。假如我要改变某种食品的生产过程或蔬菜的种植过程，我真正关心的是其中不变的部分。我们仍然生活在一种古老的环境中，这种环境源于材料本身的性质。人类知道如何处理材料，但不能真正改变它们的性质。我们要遵循材料的指示，通过某种制造过程，将其组合成各种复杂的东西。这就是人类无法真正干预并改变一切的原因。它也许可以作为重建建筑价值的基础——让建筑在一种不变的制造过程中形成。我尝试用这种理念来开展工作。

实际上这也可以说是一个工具网络模型。整体性可以在物联网与建筑的关系中体现。在这次论坛中，我首先建议大家讨论的问题就是，将设计思考从空间角度转移到网络角度的可能性。在消费主义社会，一切都支离破碎。我们可以寻找一些必要的物质环境，并且在没有压力的情况下将其实现。如果这可以持续，建筑就会变得非常高产。我对这种建筑很感兴趣。从这个意义上说，我很乐观。

本文翻译 / 辛梦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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