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0年6月21日，满清朝廷向英、美、法、德、意、日、俄、西、比、荷、奥十一国宣战。同时悬赏捕杀洋人，规定“杀一洋人赏五十两；洋妇四十两；洋孩三十两”。

当时世界上主权独立的国家只有二十三个，其他全是殖民地，向十一国列强宣战，约等于与大半个世界为敌。

当然，慈禧老太太敢这么干，也是有底气的。

什么底气？

按慈禧的说法是：“人心”！在正式宣战前，慈禧很自信：“现在国内积弱已极，所仗的也就是人心还在。”

慈禧所说的“人心还在”，并非全是虚张声势。

当时，义和团运动在北方兴盛，“上自王公卿相，下至娼优隶卒，几乎无人不团，无地不团”（《西巡回銮始末》）

在满清朝廷，自慈禧往下也是积极参加，“载漪于邸中设坛，晨夕虔拜，太后亦祠之禁中。”（清·李希圣《庚子国变记》）

载漪是道光帝之孙，大阿哥溥儁之父，袭封端郡王，正权倾朝野。

由社会底层民众构成的、号称有神仙附体、刀枪不入的义和团有数十万之众，烧教堂，拆铁路……场面颇为壮观，表现出了极大的“灭洋”、“扶清”的热忱。

朝野上下一片主战之声，一个个像打了鸡血似的。

不过，等到战争真正打起来以后，这些平日里精神亢奋的主战派，马上又换了一副嘴脸，逃跑起来比兔子还快。

首先认怂的是慈禧。

等到八国联军打到北京城下时，扬言要“大张挞伐、一决雌雄”的慈禧在跟亲信说了句“事至此，惟有走耳”之后，便化装成汉族老农妇，挟持光绪帝出神武门、得胜门向西一路狂奔。

在西逃路上，慈禧一面命令朝廷大员向列强乞和，一面命令各地官吏剿灭义和团以便取悦洋人。随后，慈禧以光绪帝的名义发布罪己诏，宣布今后将“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

至于其他那些声称要“执干戈以卫社稷”的满清权贵们，一个个作鸟兽散，“上书自名忠义欲攻夷者，皆走窜山谷”（清·李希圣《庚子国变记》）。

来不急逃跑的权贵们则“衣冠鼓乐，燃竹、具羊酒以迎师”（清·李希圣《庚子国变记》），都跑去欢迎外国侵略军了。

刑部左侍郎徐承煜是一个坚定的主战派。他的父亲徐桐是“守旧派”领袖。在朝议中，徐桐父子坚决主张派义和团去攻打使馆、剿灭洋人。有人问徐桐：“中堂能保拳民之必胜乎？”他肯定地回答说：“拳民神也，夷人鬼也，以神击鬼，何勿胜之有！”徐桐身居正一品的高位，却对“刀枪不入”的把戏深信不疑。

八国联军打到北京城时，徐桐父子没跑出去。徐承煜便哄骗他父亲：“父庇拳匪，夷人至，必不免，失大臣体。盍殉国？儿当从侍地下耳。”

意思是说，你曾经支持过义和团，现在敌人打进来了，你必死无疑，到时候要是有失大节会祸及子孙，不如先自杀得了。你先死，儿子和你一起死。

徐承煜系好上吊的绳套，将他老爸扶到凳子上。徐桐还在左顾右盼犹豫时，徐承煜迅速将垫脚的凳子一抽，送他老爸归了西天。

当然，徐承煜自己并没有和父亲一起死，而是脱去二品官衣，换上便装，悄然遁去。

这小子，连他父亲都骗！

但徐承煜没能跑掉，一出巷口，就落到了联军手里，被定为“祸首”，判处死刑。

在行刑时，徐承煜大呼冤枉，然后满地打滚，说什么也不让刽子手砍。民国黄濬著《花随人圣庵摭忆》载：“(徐承煜)临刑时辗转不肯受刃，就地做十数滚，斯真鼠子之不若矣。”

监斩官和刽子手没办法，等到徐承煜滚累了，才抓个机会把他砍了。

一点都没有大义凛然的样子。

另一个很有意思的官员是怀塔布。

怀塔布是慈禧太后的侄子，皇室正统。其父瑞麟曾任清军都统、礼部尚书、直隶总督、户部尚书、两广总督等要职，怀塔布亦官居理藩院尚书。

戊戌变法时期，怀塔布是个坚决的反对派。1900年，怀塔布是积极主张与洋人开战的朝廷大员。

等到八国联军打下北京，来不及逃跑的怀塔布，也倒霉沦为了俘虏。

八国联军罚怀塔布给士兵拉洋车。每次都是外国士兵得意洋洋坐在洋车，驱使着怀塔布拉车前进，甚至稍不如意，就挥起鞭子冲怀塔布“啪啪”猛抽，打的浑身上下没一块好肉。

如此羞辱，“坚决主战”的怀塔布呢？每次却是满脸堆笑，一边拉着洋车玩命跑，一边冲着外国兵谄媚：“老爷子别打了，这条路小人一天跑几趟，不会拉错地方的”。

清人撰写的《杌近志》中这样记载：“以之驾车。一洋人执御时，以鞭挞其背作声，怀回首斜睨而笑曰：‘老爷别打，横竖这路，是我跑衙门跑熟的，包管不错。’其意扬扬若甚自得者。”

大清的权贵，坚定的主战派，在洋人跟前就是这么乖巧。

自慈禧以下，大清这些坚定支持义和团的主战派，是为国家吗？

从来不是！

那位被儿子坑死了的徐桐老先生，曾经坚决反对戊戌变法，其提出的口号就是：“宁可亡国，不可变法。”

从皇家到贵戚，想的首先是争自己的权位，至于国家安危，生灵涂炭，从来不在考虑之列。当然还有无知、昏聩，既不知己，也不知彼，导致判断失误，进退失据。

大清的这些权贵们，在叫嚣与洋人打仗时，实则各怀鬼胎。

慈禧悍然向十一国宣战，牵扯到内部“帝”、“后”之争。当年康梁戊戌变法受到洋人支持，慈禧认为洋人企图以光绪取代自己，怀恨在心。

在朝廷中赞扬、支持义和团最力的是端郡王载漪。载漪的一个儿子已经被慈禧封为“大阿哥”，原本就有取代光绪之意。他狂热地鼓吹开战，一为讨好慈禧，也企图借义和团之力推翻光绪，让自己儿子取而代之。

其他大臣发现支持义和团“灭洋”是讨好慈禧、载漪的好机会，“士大夫谄谀干进者，又以义和拳为奇货”（清·李希圣《庚子国变记》），纷纷建言要与洋人开战。

公开反对轻率开战的朝臣只有吏部侍郎许景澄、太常寺卿袁昶等五位，他们被载漪等人诬为“汉奸”，由慈禧下令处死。

慈禧不过是一个将国家社稷当成儿戏的暴君。在宣战诏书中，这样写道：“彼凭悍力，我恃人心。”

这句话翻译过来其实就是：你有狼牙棒，我有（百姓的）天灵盖，就问你怕不怕。

慈禧以下的满清权贵，战端未开时，成天叫嚣打仗，待慈禧西逃，发布上谕惩治义和团时，这些人又立即变身为坚定的主和派。

主战还是主和，全是看慈禧的“眼色”行事，不过是一副奴才嘴脸罢了。鲁迅先生有一段话特别适合这帮人：“XXX的反面就是奴才，有权时无所不为，失势时即奴性十足；……做主子时以一切别人为奴才，则有了主子，一定以奴才自命”(《南腔北调集·谚语》)。

鲁迅先生又说：“中国人对于异族，历来只有两样称呼：一样是禽兽，一样是圣上。从没有称他朋友，说他也同我们一样的。”（《热风·随感录·四十八》）

外国人不是他的主子时，当然是“禽兽”，“杀人刀矛并下，肢体分裂。被害之家，婴儿未匝月亦毙之”（清·李希圣《庚子国变记》）。杀洋人和信洋教的中国百姓，心狠手辣，连婴儿都不放过。

而一旦洋人打进来了，成了他的主子，则又是“圣上”了，“顺民旗帜遍悬门巷，箪食壶浆跪迎道左者不胜指屈……”（狄葆贤《平等阁笔记》），极尽谄媚，毫无羞耻之心。

要么视别人为奴才，要么视自己为奴才，就是不能有平等心。有这样的心态，一旦他们有了点权力，除了祸国殃民，做不出其他事情来了。梁启超先生就一针见血地指出：“其能奴颜婢膝乞怜于权贵之间者，必能悬‘顺民’之旗、箪食壶浆以迎他族之师也”（《新民说·论权利思想》）。

 这样的人，虽然标榜自己爱国，实则卖起国来不遗余力。

杀谏臣、倚暴民，不自量力，轻启外衅，慈禧和她的清帝国，就这样在“作死”的路上狂奔……

只可怜那千百万无法掌握自己命运的无辜百姓，既陷于本国兵匪勾连之祸，又成为外敌报复的对象，横遭暴行蹂躏。至于财产损失、妻离子散，更是无法计算。他们才是真正受害最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