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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进外交之门

杨冠群 外交官说事儿 2023-12-06


作者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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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冠群 1950年调入外交部,1951年至1954年派往朝鲜,在志愿军停战谈判代表团工作;历任中国驻阿富汗大使馆随员、国际关系学院和外交学院讲师、外交部美大司副处长、中国驻纽约总领事馆领事、中国驻华盛顿大使馆一秘、中国驻泰国大使馆参赞、常驻联合国亚太经社会常务副代表等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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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内容



幼时的作者和姐姐合影。生长在洋场十里的上海,父母把我打扮得洋气十足。不过,我系的是爸爸的领带,因过长而塞进裤子里了。

从我记事之时起,缝纫机在我心目中便占有特殊的地位。把小布条结在飞轮上,让它随缝纫机踏板的起伏而飞速旋转,是我幼时最爱看的游戏。

母亲和婶母都是家庭手工业者,以缝制女式睡衣见长。白天,父亲和叔父在公司里当职员。傍晚回来,放下饭碗,便挑灯夜战,剪裁、印花、熨烫,干到深夜。母亲和婶母次日便用缝纫机把它们缝制成衣,交人销售。祖母操持家务,但也参与一些劳动。我们这些孩子放学归来,偶尔也干些力所能及的轻活儿。男女老少辛勤劳动。在旧中国那个艰难的岁月里,我家也算得上是个小康之家。

我的祖籍是广东潮安。祖父在乡镇里的内河码头上以背米为生,三十岁的那年便因肺痨病逝。信了“洋教”的我家,为乡里所不容,祖母只好背井离乡,带着四个孩子,到汕头的花边局里当女工。一个孤身女子实在养不起那么多孩子,不知是哪一年,我二叔便送了人,被带到新加坡,迄今杳无音讯。

花边局的侯老板在上海开了店铺,需要人手。我们便举家迁到上海,住在郊区。1937年,即我六岁的那一年,爆发了日本全面侵华的淞沪战争,我家便随难民潮逃入英租界。抗战八年期间,我们在人满为患的里弄里过着小市民的生活。上海下层市民的辛酸苦辣,在我幼小的心灵里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记。

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进入租界,我们便直接生活在日本人的刺刀下。抗战胜利不久,内战又起。在那个战乱不断、外患内忧的时代里,印度警察、日本军队、汪伪和平军、国民党的新一军和美国大兵的暴行和丑态,我都领教过。那时只有看在眼里,恨在心上。特别是国民党官吏的横征暴敛、贪污腐化,使我这个在教会学校读了十年书的青年学生也觉醒了。我接触了进步同学,读了革命书籍,参加了学生运动。

大学时代的作者

1949年初,在上海圣约翰大学上学时,参加了组织。

作者在华北人民革命大学

建国后,组织上号召南下或北上。我放弃了学业,选择北上,到了北京。

作者(二排左二)在华北人民革命大学。革大的思想改造奠定了许多青年知识分子的马列主义世界观,使他们毕生受益。

1950年初,我们一批从大城市来的青年知识分子怀着报国为民的极大热情,从华北人民革命大学毕业。之后,我又回到北京外国语学校(北京外国语大学前身)进修。北京外国语学校是外交部的干部学校。那时,我已是外交部的预备干部了。

1950年夏,我被匆匆地从外国语学校调出。原先组织上准备派我到印尼工作,后因情况变化,便把我暂留在外交部办公厅交际处(礼宾司前身)工作了一年。

1951年夏,我在北戴河主持外交部的临时联络组,接待驻华使团的避暑人员。初出茅庐的我,开始独立工作,并受到锻炼。

在北戴河工作期间,朝鲜战争爆发。我在当地听了抗美援朝的动员报告,组织了外交部临时联络组捐献飞机大炮的活动。我也带头把母亲留给我的一件金饰捐献了。

1950年深秋,作者(前排左一)等陪同波兰使馆商务专员(右一)到八达岭长城游览。那时,朝鲜战争已起,蒋介石叫嚣要反攻大陆,局势有些动荡,为确保安全,沿途都有荷枪实弹的解放军战士担任警戒。

其间,由于经验不足,我做了一件不太明智的事:事先没有“打招呼”,便组织了一批外交人员赴军输要道山海关参观,受到领导温和的批评。这些事,不论是好是坏,已经把我和抗美援朝联系起来了。

1951年秋,机会终于到来。一声调令,我便毅然走上烽火连天的朝鲜战场,经受一生中最为严峻的锻炼和考验。那时,热血青年都纷纷请缨,要求奔赴抗美援朝前线,这既是公民保家卫国的本分,也是履行神圣的国际主义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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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文 |《潮头戏水三十年》

作者 | 杨冠群

编辑 | 外交官说事儿 青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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