散文｜王干：汪曾祺与《史记》（人民文学 2021-02）

Original 王干人民文学 2022-04-06

王干：江苏出生，现居北京。现任扬州大学文学院教授。散文曾获鲁迅文学奖，著有《王干文集》十一卷。

汪曾祺与《史记》

王干

人民文学 2021年02期

汪曾祺深受明人小品影响，特别喜欢归有光，他自己也直言不讳。他在《小传》里明言：“中国的古代作家里，我喜爱明代的归有光。”在回顾个人成长和创作历程的《自报家门》一文中，他写道：“归有光以轻淡的文笔写平常的人物，亲切而凄婉。这和我的气质很相近，我现在的小说里还时时回响着归有光的余韵。”汪曾祺文章的“明韵”是清澈的、明亮的，也是很有魅力的。但汪曾祺深受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不仅仅有归有光和明代的小品文，还受到司马迁《史记》的影响，这在汪曾祺研究中很少有人提及。其实他在《谈风格》一文中引姚鼐《与陈硕士》的尺牍来评价归有光时，提到了司马迁：“归震川能于不要紧之题，说不要紧之语，却自风流疏淡，此乃是于太史公深有会处，此境又非石士所易到耳。”

也就是说，归有光追求的境界与司马迁的“深有会处”，一个“深”字，说明归有光未能超越司马迁之境。细读汪曾祺的作品，汪曾祺对《史记》也是心向往之，在谋篇布局、人物塑造方面，以及语言“于不要紧之题，说不要紧之语”上，都能清晰地感受到与太史公“深有会处”。他的小说不仅回响着归有光的余韵，还飘荡着《史记》这部“无韵之《离骚》”的前韵。

这源于汪曾祺的童年记忆。汪曾祺出生书香门第，自小接受中国古代文化的熏陶，而《史记》自然不可少。但汪曾祺读《史记》不是普通的阅读，当中是有故事的。他在《一辈古人：张仲陶》一文中写道：“我从张先生读《项羽本纪》，似在我小学毕业那年的暑假，算起来大概是虚岁十二岁即实足年龄十岁半的时候。我是怎么从张先生读这篇文章的呢？大概是我父亲在和朋友‘吃早茶’（在茶馆里喝茶，吃干丝、点心）的时候，听见张先生谈到《史记》如何如何好，《项羽本纪》写得怎样怎样生动，忽然灵机一动，就把我领到张先生家去了。我们县里那时睥睨一世的名士，除经书外，读集部书的较多，读子史者少。张先生耽于读史，是少有的。他教我的时候，我的面前放一本《史记》，他面前也有一本，但他并不怎么看，只是微闭着眼睛，朗朗地背诵一段，给我讲一段。很奇怪，除了一篇《项羽本纪》，我以后再也没有跟张先生学过什么。他大概早就不记得曾经有过一个叫汪曾祺的学生了。”汪曾祺读《史记》的时候，是老师张仲陶背诵给他，然后讲述，这种奇异的教学方法让汪曾祺终生难忘。汪曾祺能不能完整地背诵出《项羽本纪》现在不得而知，但《史记》在他启蒙的文学教育里确实有先入为主、终身受益的功效，我们在他以后的小说创作中处处能感受到《史记》的“幽灵”在徘徊。

实材

《史记》是史书，被鲁迅先生称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可谓是巅峰之作。《史记》是一部伟大的史学著作，同时也是伟大的文学巨著，也被称为中国小说创作的源头，更是短篇小说创作的开山之作。《史记》作为一部独特的史学著作，它不是依照编年的方式或事件的结构来编写历史的，而是以人物来写历史，让历史事件在人物的命运中呈现出来，因而这样的历史必然带着更多的文学色彩，因此也有人认为它是中国纪实文学和传记文学的开端。

汪曾祺认为，小说就是回忆，这就把小说的虚构性削弱了很多。回忆当然不是实录，但回忆带来的元素让小说具有某种个人史的味道。这在某种程度上契合了《史记》的价值观，历史是通过个人的命运来呈现的。汪曾祺的小说就不是从虚构出发，而是将基点放在真实的事件和真实的人物身上，连地点也是真实的存在。现在很多人知道高邮的地名，都是通过汪曾祺的小说了解的，大淖、草巷口、马棚湾、焦家巷、越塘、中市口、承志桥都是在汪曾祺小说里出现的。大淖原来高邮人都写作“大脑”，因为《大淖记事》里汪曾祺对蒙古语“淖尔”的考证，现在高邮的地名也将“大脑”改为“大淖”了。

汪曾祺笔下的人物也往往都有出处。有的是直接使用生活中的人物的名字，《受戒》里的小英子，《徙》里的高北溟、高冰、高雪、汪厚基，都是真实的名字；而有些人物则略做处理，比如《鉴赏家》里的季陶民，在生活中叫王陶民，而《岁寒三友》的三个人物也是真实的，但人物的名字做了改动。一九九五年高邮电视台的记者陈永平去采访汪曾祺时，汪曾祺告诉他们：“这三个人跟我父亲是朋友，我父亲跟王瘦吾、陶虎臣特别好。陶虎臣的原名叫陶汝，在草巷口拐弯儿的地方开店卖鞭炮；陶汝的女儿卖给别人，他自己上吊，这个故事有。本来这三个人的故事并不在一起，我通过他们的遭遇，特别是陶汝女儿的遭遇，把故事捏合在一起……自从《鸡鸭名家》之后，我有意识地从这些人身上发现美，不把市民写成市侩。这些人有他们非常可贵的地方。” 《异秉》中的王二也是实有其人，现在高邮北门还有“王二”熏烧店。

汪曾祺的小说常常有人物原型，很多人物直接来自现实。为怕引起误解，以至于在《云致秋行状》的结尾，在写完“为纪念一位亡友而作”之后，又郑重其事标明“这是小说，不是报告文学，文中所写，并不都是真事”，可见他小说中的人物和生活中的人物的重合度有多高。有些是在人物的原始形态基础上“长”起来的。《八月骄阳》写的是老舍之死，里面的太平湖是真实的，里面出现的老舍形象和真实的老舍是一致的：“这工夫，园门口进来一个人。六十七八岁，戴着眼镜，一身干干净净的藏青制服，礼服呢千层底布鞋，拄着一根角把棕竹手杖，一看是个有身份的人。这人见了顾止庵，略略点了点头，往后面走去了。这人眼神有点直勾勾的，脸上气色也不大好。不过这年头，两眼发直的人多的是。这人走到靠近后湖的一张长椅旁边，坐下来，望着湖水。”但里面出现的张百顺、刘宝利、顾止庵是虚构的，通过他们的视角来写老舍自杀前的社会氛围、时代气息。一九八八年九月二十九日，我在《北京文学》于北京总参第一招待所召开的汪曾祺小说研讨会上，听到吴组缃先生对此篇赞不绝口，当时有些不理解，等我在北京生活了二十多年以后，再读这篇小说才慢慢体会到当中的妙处，汪曾祺对北京普通民众的生活是那样的熟悉、那样的亲切。

▲《八月骄阳》刊发于《人民文学》1986年08期

在《星期天》这篇小说中，汪曾祺写的是他四十年代在上海致远中学教学的一段经历，小说采用树状结构，自然展开。前面介绍学校的几个人，最后一场舞会让人物全部出场，于此戛然而止。有意义的是，汪曾祺当年在致远中学的学生张希至读了这篇小说之后回忆说：“一九九五年七月，他送我一本他新出的《异秉》集，嘱我回去后读读《星期天》一篇，说是写我们当时那个学校的。我读了，是写老师们当时的生活的。把学校的环境写得那么详尽，每个人物都写得活灵活现。我感到无比的亲切。”《星期天》不仅“每个人物都写得活灵活现”，许多人物姓名也采取谐音的办法，没有大的改动。比如校长赵宗浚，原型叫高宗靖，二〇〇七年四月二十日《解放日报》第十三版的“讣告”清楚交代了他的“后事”：“中国共产党党员、上海市长宁区政协原常委、上海市复旦初级中学前身致远中学的创办人、校长高宗靖同志因长期患病医治无效，于二〇〇七年四月十七日二十时五分在上海同仁医院逝世，享年九十二岁。根据高宗靖同志生前遗愿，遗体捐献，丧事从简，不举行追悼会和告别仪式。特此讣告。上海市复旦初级中学。”小说里，两位下围棋的国手曾经怀疑学校里是不是有共产党，虽然最后用上海话“难讲的”收尾，但多年之后张希至的话证明了汪曾祺当时的敏感。

▲《星期天》刊发于《人民文学》1957年07期

列传

在汪曾祺的小说中很难读到错综复杂的故事，也没有跌宕起伏的情节转换，唯一能展现的就是人物的命运。这和以情节取胜的中国传统小说不一样，也和他同时代的作家不一样，同时代的作家往往通过一些故事来展现时代的悲剧和人性的悲剧。汪曾祺不以情节取胜，他是以人物为中心的小说家，几乎每篇小说都是人物的小传，有时候是几个人物的小传。可以这么说，汪曾祺是《史记》“列传体”的当代传人。

《史记》是一部纪传体通史，以人物来结构全书，共一百三十篇，人物传记占了绝大多数。全书分为本纪、世家、列传、表、书五个部分：十二篇“本纪”为主要记述历代帝王的言行政绩，凡时间可考的均系以年月；三十篇“世家”记述了子孙世袭的王侯封国的历史变迁和特别重要人物的事迹；七十篇“列传”主要叙述了不同阶层不同民族人物的生平事迹；十篇“表”以表格形式简列世系、人物和史事，是对全书叙事的联络和补充；八篇“书”记述典章制度的发展，涉及礼乐、经济、天文、历法等诸领域内容。虽然本纪、世家、列传按人物地位分为三类，但在具体写法上都是列传体，介绍人物的生平、爱好、性格、趣事，笔法并不分出贵贱雅俗。

汪曾祺继承了《史记》“列传”的传统，他的小说好多都是人物列传，从小说的题目就可以看得出来，《骑兵列传》《云致秋行状》《故里三陈》《塞下人物记》《金冬心》《王全》《八千岁》《王四海的黄昏》。他不是通过事件和冲突来结构小说的，而是将人物的“行状”不动声色地呈现出来。鲁迅先生也有意借鉴过“列传体”，最著名的《阿Q正传》《孔乙己》就是对列传的戏仿。

▲《故里三陈》刊发于《人民文学》1983年09期

▲《王全》刊发于《人民文学》1962年11期

▲《八千岁》刊发于《人民文学》1983年02期

“文革”结束以后，新时期文学开启，汪曾祺也和很多老作家一样慢慢复苏。汪曾祺在粉碎“四人帮”之后发表的第一篇小说，不是他早期的意识流“废名体”，也不是他十七年间的“羊舍体”，反而是古已有之的《史记》“列传体”，这就是发表在一九七九年十一期《人民文学》上的《骑兵列传》。这篇小说题材是写历史冤案的，但文体却用了“列传”这个古老的样式，这似乎是一种象征和隐喻，“回到民族传统”，回到汉语经典，在这个时候已经有了思想的雏形。同样值得注意的是，汪曾祺新时期复出文坛的第一篇作品，不是小说，不是散文，不是诗歌，也不是戏剧，而是一九七九年六月发表在《民间文学》上的一篇名叫《“花儿”的格调——兼论新诗向民歌学习的一些问题》的论文。从“花儿”到“列传”，从民间到古典，一方面说明汪曾祺的“复出”带有某种试探性，另一方面也说明汪曾祺经过四十年的创作实践和文学体验，找到了属于他的文学路径——在“回”的道路上往前走，在中国化的文学道路上面向世界。

▲《骑兵列传》刊发于《人民文学》1979年11期

▲《羊舍一夕》刊发于《人民文学》1962年06期

《骑兵列传》属于“试水”性质，之后他写了《塞下人物记》，这篇小说同样属于列传性质，只不过是几个人物的合传，也是《史记》的体例。合传在《史记》中是非常有意思的文体，像《廉颇蔺相如列传》《老子韩非列传》《孙子吴起列传》等，都是几个人物的合叙。像《廉颇蔺相如列传》，文武二将从对立到和谐的过程已成为经典，通过完璧归赵、渑池会、廉蔺交好三个故事，蔺相如的机智、顾全大局和廉颇耿直、勇于改过的精神都栩栩如生。

汪曾祺好像特别喜欢合传的“列传体”，像著名的《故里三陈》《岁寒三友》《故里杂记》《塞下人物记》《星期天》《日规》等都是没有一个主要人物的小说，小说里的人物几乎都是平行展开的，他们之间的联系若有若无，草蛇灰线。《故里三陈》的三位陈姓手艺人，除了姓陈之外，在命运上并无交集，但贯穿其中的小人物的悲苦、善良和暖意却构成全篇的氤氲。《岁寒三友》的结构有点类似《廉颇蔺相如列传》，但《廉颇蔺相如列传》是个双线结构，是“花开两朵，各表一枝”的叙述结构，而《岁寒三友》则是“三箭齐发”。王瘦吾、陶虎臣、靳彝甫三位，各有各的产业，各有各的命运，在困难的日子里相濡以沫，“岁寒”时节，一位像松，一位像梅，一位像竹，在大年除夕的晚上于五柳园相聚，“外面，正下着大雪”，三线并轨，人心暖暖。

《星期天》更是将列传的合传体发挥到极致，不到一万字的篇幅里写了致远中学的九个人，而且直接以顺序排列：一、校长赵宗浚；二、教导主任沈先生；三、英文教员沈福根；四、史地教员史先生；五、体育教员谢霈；六、李维廉；七、胡凤英；八、校工老左；九、“我”。其实还写了另外几位不在学校的人物，比如校长追求的女朋友王静仪，还有寄住学校的赫连都。一共十几个人，最后在一场舞会上全部亮相，人物形象生动，当时的社会现实也自然呈现了出来，尤其对四十年代上海这座城市文化的描绘，可谓入木三分。这篇小说的结构可谓散到极致，但篇末轻轻一收，每个人物都珠子一样闪闪发光，连最不显眼的两位围棋国手的对话，也透露出上海这座城市特有的文化气息。

异秉

《史记》除了描写帝王将相、英雄义士这样的大人物外，还将笔墨落到一些有异秉的小人物身上。他们常常有过人之处，或有一技之长，或拥有不同常人的“畸形”人格，比如《滑稽列传》记述的都是一些出身卑微而又机敏多辩的底层人物。《太史公自序》曰：“不流世俗，不争势利，上下无所凝滞，人莫之害，以道之用。作《滑稽列传》第六十六。”淳于髡、优孟、优旃一类滑稽人物虽身份低微，但因其“不流世俗，不争势利”的脱俗精神，及其“谈言微中，亦可以解纷”的非凡讽谏才能，司马迁也愿意为他们立传。

汪曾祺对于这样出身微贱，但有过人之处或异乎常态的“畸人”充满浓厚的兴趣和赏识。汪曾祺早年写过一篇小说《异秉》，是带有反讽的，三十多年以后，汪曾祺又重新写了《异秉》，说明汪曾祺对“异秉”一直抱有浓烈和深切的关注。重写《异秉》依然保持着当年的反讽基调，但之后汪曾祺笔下的人物常常身怀绝技，都不是寻常之辈。《故里三陈》中的“三陈”都是有异秉的。陈小手是男性接生婆。“陈小手的得名是因为他的手特别小，比女人的手还小，比一般女人的手还更柔软细嫩。他专能治难产，横生、倒生，都能接下来（他当然也要借助于药物和器械）。据说因为他的手小，动作细腻，可以减少产妇很多痛苦。大户人家，非到万不得已，是不会请他的。”陈四是高跷踩得好，他可以从高邮一路踩到三垛（高邮下面的一个镇），还能表演各种绝活。陈泥鳅“水性极好，不愧是条泥鳅。运河有一段叫清水潭。……据说这里的水深，三篙子都打不到底。行船到这里，不能撑篙，只能荡桨。水流也很急，水面上拧着一个一个漩涡。从来没有人敢在这里游水。陈泥鳅有一次和人打赌，一气游了个来回。当中有一截，他半天不露脑袋，岸上的人以为他沉了底，想不到一会，他笑嘻嘻地爬上岸来了”。这样三个“奇人”命运各不相同，陈小手在救了团长的太太和婴儿之后，被团长枪杀，而陈四不堪侮辱，退出行业，陈泥鳅属于善有善报，义举被乡人认可。《鉴赏家》里的叶三，卖的水果就是比其他水果贩子的要好，而《熟藕》里卖熟藕的王老就是把藕煮得火候恰到好处，比其他藕店味道要好。

都说汪曾祺描写的是普通人，其实这些普通人也是不“普通”的，他们或性格怪异，或身手了得，都有“异相”或“异技”。这和《史记》善写人物的异相是一脉相承的，比如写项羽“重瞳”，刘邦“左股有七十二黑子”，都是对某种“异秉”的直观描写。《吕不韦列传》里写到了嫪毐的异秉和赵姬的荒淫无度。年幼的秦始皇继位时，吕不韦和太后私通掌握着秦国大权，后来秦王嬴政成长很快，吕不韦自知继续通奸后患无穷，但又要满足赵姬的淫欲，听说嫪毐有异能后，心生一计，派人将嫪毐收入府中，不时让他表演转轮之术。赵姬听闻其能力后大喜，与吕不韦合谋让嫪毐假受腐刑，剪眉除须后，顺利以宦官身份入宫侍奉太后。“始皇帝益壮，太后淫不止。吕不韦恐觉祸及己，乃私求大阴人嫪毐以为舍人，时纵倡乐，使毐以其阴关桐轮而行，令太后闻之，以啗太后。太后闻，果欲私得之。吕不韦乃进嫪毐，诈令人以腐罪告之。不韦又阴谓太后曰：‘可事诈腐，则得给事中。’太后乃阴厚赐主腐者吏，诈论之，拔其须眉为宦者，遂得侍太后。太后私与通，绝爱之。”嫪毐的异秉和吕不韦的奸诈给读者留下深刻的印象，也为后来的小说人物塑造提供了参照。

汪曾祺的《受戒》写到三师父仁渡玩飞铙玩得很好，像杂技一样，属于有异技的，写到那个经常和几个和尚打牌的偷鸡的人则是有“异器”，这个“异器”就是铜蜻蜓。“偷鸡的有一件家什——铜蜻蜓。看准了一只老母鸡，把铜蜻蜓一丢，鸡婆子上去就是一口。这一啄，铜蜻蜓的硬簧绷开，鸡嘴撑住了，叫不出来了。正在这鸡十分纳闷的时候，上去一把薅住。”

这也是一种异秉，现在叫“神器”。汪曾祺对种种“神技”“神器”“神人”都有着浓厚的兴趣。在《鸡毛》中，他写寡妇文嫂靠养鸡维持日常生活，后来三只鸡被人偷吃了，她很伤心，但不知道谁偷的。最后发现是住在文嫂家的大学生金先生（金昌焕）偷的、吃的，因为金先生毕业离开文嫂家，文嫂发现了他床下藏着一堆鸡毛：“这金昌焕真是缺德，偷了文嫂的鸡，还借了文嫂的鼎罐来炖了。至于他怎么偷的鸡，怎么宰了，怎样退的鸡毛，谁都无从想象。”熟悉汪曾祺作品的读者，读到这里，一定会联想起铜蜻蜓。

至于《史记》式的白描，在汪曾祺的小说中随处可见，这已是中国小说经典传统了，不用多说。最后想说的是，汪曾祺秉承《史记》的抒情精神，他自称是“抒情的人道主义者”，毫不掩饰对抒情的偏爱，而《史记》的“太史公曰”一反史书之格局，时常有很抒情的段落，与“史”的客观冷静不同。

在《项羽本纪》的最后，太史公曰：“三年，遂将五诸侯灭秦，分裂天下，而封王侯，政由羽出，号为‘霸王’，位虽不终，近古以来未尝有也。及羽背关怀楚，放逐义帝而自立，怨王侯叛己，难矣。”

而汪曾祺在《徙》的末尾也发出了类似的感慨：“墓草萋萋，落照昏黄，歌声犹在，斯人邈矣。”

同样的壮志未酬，同样的感慨。虽然霸王的伟业和高北溟父女的雄心不可同日而语，一是图谋天下，一是实现人生，常人看来，有大小之分，但对个体来说，那一刻的内心的柔软和苍凉是等质的，帝王与平民的孤独、帝王与平民的苍凉，在文学上有同样的审美效应。很多人喜欢白居易的《长恨歌》，因为那里面唐明皇与杨贵妃的爱情和老百姓的爱情是共振的，“在天愿作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这就是爱情的普世价值。高北溟父女的人生困厄，或许让汪曾祺想起了少年时代听《史记》的启蒙老师张仲陶背诵《项羽本纪》的情景，书中司马迁对楚霸王悲剧的感慨这时候也就自然流到笔下：“难矣”。

[责任编辑梁豪]

纸刊美编：郭雪艳
本期编校：梁　豪
本期制作：郑书君　　　　　樊金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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