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国平：一九八〇年六月出生，江西九江人，光明日报文学评论版主编，入选二〇一九年全国宣传思想文化青年英才，中国作家协会报告文学委员会委员。获得徐迟报告文学奖、中国新闻奖、全国报纸副刊年度精品（一等）、中国报人散文奖等，著有人物传记合集《纵使负累也轻盈——文化长者谈人生》、散文随笔集《汪曾祺的味道》、人物传记《张锦秋传：路上的风景》等。
第一次站在黄杜万亩茶园的观景平台上，不知如何是好。透亮的绿，顺着山坡起起伏伏，踩着大自然设定的节拍，欢快地向外铺排。安静的绿，以悠然的姿势吸纳天地灵气，沉潜着柔软而又饱满的力。一个让人放心地交付自己呼吸的地方，舒适感与幸福感迎面而来。山顶上的这块平地，是“黄杜故事”的一个支点，也是一个会合点。这里立着一块石碑，镌刻着“一片叶子，富了一方百姓”十个大字。石碑旁，是一本石头书的造型，书页摊开，刻着一段文字——2003年4月9日，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的习近平亲临安吉县溪龙乡黄杜村白茶基地实地调研，在听取了安吉白茶如何富裕一方百姓举措后，他给予充分肯定：一片叶子富了一方百姓。品尝了安吉白茶后，他赞誉安吉白茶是茶中极品。如今，这片叶子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弱到强，成就了中国茶叶发展史上一个奇迹……另一侧，是两尊塑像。左边这位右手轻轻举着一片叶子，纯朴的笑容和喜悦的神色富有感染力。右边这位双手叉腰，外套披在肩上，目光坚毅。两个人凝视着这片叶子，在商量什么、思索什么、憧憬什么。近旁的提示牌上写道，左边是盛振乾，被称为“安吉白茶第一人”；右边是刘益民，被尊为“白茶之父”。与他们相邻的，是一棵铜铁浇筑的大树，叶片上分别写着感恩祖国、感恩父母、感恩老师、感恩前辈、感恩爱人、感恩朋友、感恩大自然，还有感恩共产党……这棵感恩树的边上，立着一块铭牌：山感地恩，方成其高峻；海感溪恩，方成其博大；天感鸟恩，方成其壮阔。树高千尺，而不忘其根，人若辉煌，不可忘本，不忘初心，方得始终。黄杜村位于浙江省湖州市安吉县溪龙乡，是安吉白茶的核心产地。一片叶子，承载着黄杜人奔向幸福生活的愿望。因为这片叶子，黄杜人的日子过得殷实、富足。二〇一八年初，溪龙乡党委开展“不忘初心，感恩奋进”主题活动，号召大家都来想一想：“我们有今天，靠谁？我们富裕了，该做什么？”身为黄杜村党总支书记的盛阿伟，对着这两个大问号陷入沉思。一九六三年出生的他，身上有一股清秀气。如果没有话头，他就坐着，很安静，不显山不露水。有了话头，一拧开，不说透不罢休。他原名盛志伟，小名阿伟。一九八四年办理第一代身份证，登记时写成了“盛阿伟”。他就只好叫了这个名字。二十来岁的时候，盛阿伟在一个砖瓦厂开推土机。后来，他就单干了，自己开推土机。他有干劲，有想法，有事说事，不客套，喜欢说“有点儿难为情的”，是一个实诚人。二〇〇二年，他当选黄杜村党支部书记。具体日期是五月二十三日，“我记得很牢的。”他说。上任之时，安吉县正在推进农村环境“五改一化”工程，也就是改厕、改路、改水、改房、改线和环境美化。当时农村厕所不少是露天的，有的主干道还是泥巴路，自来水还没有到村上来，危房不少，电线密密麻麻、随意性大，村居环境总体上来说不太理想，安吉县下定决心加以整治。这是个契机，盛阿伟紧紧抓在手里。那个时候，黄杜的白茶种植正处在上升阶段，产茶季节，不少客商都跑到黄杜来。就这么一个环境，硬要说茶叶品质有多么好，“挺难为情的”，说不过去。就“五改一化”工程，盛阿伟说自己不敢邀功，也不能抢功，不过在改线上还是有点儿功劳的。当时，有关部门设想在黄杜的茶山上建特高压电力铁塔。这是一项大工程，保障华东地区的供电质量和供电安全，黄杜又是必经之路，建在茶山上确实也合适。大道理盛阿伟都懂，不过他有自己的想法：这么漂亮的大茶园，山顶或者山腰建一个电力铁塔，整个风景不就给破坏了？他反复跟有关部门沟通：这么一个大型工程，不让路过黄杜没道理。路过黄杜，是不是还有别的法子，能不能不在山上建这么一个大家伙？能不能在边上另外选址，保留住这个茶园的自然风景？能不能实现最小的破坏、最小的损失、最小的影响？盛阿伟的目光不仅盯着脚尖尖，“这个时候不怕难为情的。”后来，电力铁塔的选址重新规划了。如今，黄杜万亩茶园的诗意风光，有盛阿伟的坚持与力争。在他家的客厅，摆放了两块奖牌。一个是湖州市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领导小组办公室、湖州妇联共同颁发的“美丽乡村示范样本户”，一个是湖州市精神文明建设委员会颁发的“湖州市文明家庭”。墙上还有一幅书法作品：大江东去，浪淘尽……自认为“没文化”“弄不来电脑，讲两句还行”的盛阿伟，对于“什么样的村干部才是好干部”这个话题比较感兴趣，经常在思考。他初步总结出了自己的“盛三条”，除了没有私心、公平公正之外，最重要的是一定不能跟老百姓“抢资源”。“比如说，现在农村盖房子，管得很严的。老百姓的没有批下来，就我的批下来了，我就是在抢资源。再比如说，村里有一片山，拿出来搞承包，结果是村干部自己承包了，这就是在抢资源。作为村干部，带头致富是对的，但如果通过占用村里的资源来带头致富，我觉得是失败的。老百姓肯定不服。不跟老百姓抢资源，这是村干部的一个基本标准。”这个意思，盛阿伟表达过很多次，他说这是给自己定下的规矩。其实，他说的都是做人的问题。做人要“正”，要有原则。在村支书这个岗位上工作十几年了，盛阿伟的体会是，村干部的任务就是要想办法让老百姓富起来。现在，新的问题摆出来了，两个“大问号”横在那里，等着他去回答。他感觉，这是要大家往回看。人是要往前走的。这里有一个问题，一旦走得太快，有些东西就故意扔了，或者是不自觉给忘了，或者是迷迷糊糊走上了岔路，这就坏事了。往回看，是喘口气，放缓脚步，等一等。这么一来，就想起很多事，一些回忆也浮现出来，好好梳理一下，心里也更充实一些，明白了不少道理。他想，为什么现在的日子好了？有白茶这个产业。为什么白茶产业发展得这么好？分析一下原因，归结起来有几条：老天爷赏口茶叶饭吃，这块土地适合种植白茶；老百姓能吃苦，有一股拼劲，舍得下力气；总是有人在前边领着干，总是有单位随时随地在推一把、扶一下，自己想到的他们都想到了，自己没想到的他们也想到了。前边两条，早就有了，为什么以前富不起来现在却富起来了？这么一问，思路就清晰了。“现在我们黄杜人之所以能过上好日子，离不开党的领导与扶持。像我们黄杜村，如果没有党的政策，没有党的帮助，永远不可能有今天。为什么？当时种白茶很多人都不愿意种，也没有条件种，是党委政府各级部门手把手牵着往前走的，活生生地、硬生生地把我们带富了。”作为亲历者，盛阿伟心中有数。第一个大问号，就这么拉直了，变成了叹号。接着向第二个大问号发起“总攻”。“我们富裕了，该做什么？”他的理解是不能只考虑自己的事，应该帮别人做点儿事。推动白茶产业转型升级，黄杜人不能老是在想“扩大产量，增加收益”了，要有别的思路。又想，“感恩”要来实在的，喊喊口号不行，开个会说几句是不够的。再想，全国上下都在忙着脱贫攻坚，黄杜是可以搭把手的。继续想……一个大胆的想法从他的脑海里跳了出来。盛阿伟要征求村班子成员的意见。跟大家商量的那天，是二〇一八年三月十六日，“我记得很牢的。”一大早，盛阿伟来到村部，进大门，看见墙上刻的九个大红字，“往前站，向我看，带头干”，他停下了步子。“村部每天进出多少回，说老实话，习惯了，经常把这几个字忽略了。这次我想，‘往前站，向我看，带头干’的要求刻在墙上，也记在心里了，关键是要做事，行动起来。”盛阿伟说。当时临近茶季，大家都在忙。他迅速召集大家到会议室，都没有坐下来，站着就把向贫困地区捐苗的想法说了说。“行”“可以”“没问题”“同意”“好事情”……大家都投了赞成票。村委会主任钟玉英当时在场。她是五十五岁进的村班子，由于自己没有多少群众工作经验，心里没底。上班第二天，她就遇到要为联网公路征地的事。这是一块难啃的骨头。她硬着头皮上，到村民家里，坐下来慢慢聊，我说现在是个什么政策，你说你有什么困难，一起商量。还是有阻碍。再次登门时，钟玉英笑着说：“我知道你不喜欢我来，但是我的脸皮很厚的，还是来了。”不断地说，慢慢地磨，将心比心，顺利拿下。时间长了，钟玉英说自己明白了不少道理。比如，人心是肉长的，人跟人的思想还是可以通的。比如，一个人总是要做事情的，占着一个“位置”，更要把事情做好。书记提出要向贫困地区捐苗，这就是“好事情”。“扶贫是一场硬仗中的硬仗。我们要跟着往前冲。”钟玉英说。毕业于湖州艺术与设计学校的徐正斌，主修服装设计。湖州市吴兴区织里镇是“中国童装之都”，一毕业，徐正斌也到了织里。打拼了一阵，看到家乡的白茶产业前景喜人，他就回来了，专心在茶叶上做文章。这几年，他发现村里有个很好的现象，就是年轻人在一起，不是比家里有多少亩茶山、赚了多少钱、买了什么好车，而是比谁家的茶叶品质好，看谁家在“斗茶”的擂台上无限风光。也就是说，以前可能单纯想着走量，现在更在意走心了。徐正斌说：“在我们黄杜，茶苗就是一点儿特产，就是手头用用的东西，现在要拿出去一点儿，帮帮人家，有什么问题？”阮波是八〇后，一心将自己的情感倾注在片片茶叶上。在他眼里，茶叶是有生命的，要想做好茶，首先要对茶好，用心伺候茶，以爱心对待茶，人有这份心，茶叶有感应。就是这样一个喜欢在浙江西北部小山村里时不时通过朋友圈说上一声“早安！全国人民！”的黄杜小伙，听说要捐苗，心想这是举手之劳，他说：“捐苗是帮助别人，也是在成就自己。”盛月清说自己当时的态度很明确：“先富帮后富是个很简单的道理。我们富了，现在要伸伸手，帮帮忙，没有理由不同意，捐苗是举双手赞成。”回到家，她跟家里人商量育苗的事，“大家都没有意见，还说要当大事来对待。”让她没有想到的是，捐苗这事给黄杜带来这么大的改变，“名声更大了，有不少人专门来这里，说看看捐苗的黄杜是个什么样子。老百姓的意识也上来了，说话、做事也以更高的标准要求自己。”村委会委员刘炜是个九〇后，有几分书生气，也有些许的羞涩。盛阿伟有了捐苗的这个打算，跟大家商量，说的是党员同志站出来做点儿事。刘炜是二〇一七年七月入党的，当时还没有转正。用他的话说，自己算是赶上“末班车”了。在恰当的时间，他参与见证了这件大事。捐苗的提议，让刘炜感到很新鲜，“以前大多是捐款，捐了就完事了。现在说要捐苗，很有创意。”盛阿伟是个办事周全的人，班子成员同意了，还要问问村上党员代表的意见，“党员，要说是很简单的两个字，我算了一下，笔画是十七画，关键时刻，这两个字是代表着责任的。”他和班子成员一口气请来十四位党员，听听大家怎么说。老书记盛阿林表态：“这个事，很好的。”他回忆自己当时还叮嘱了一句，“说出去的话，要算数的。”先是肯定，接着提要求，盛阿林的思路很清晰，老支书的范儿还留着。一九四六年出生的盛阿林，我们这片土地上典型的老农模样。他刚刚接任黄杜村党支书记时，在路上经常能遇见催债的。村里搞基本建设，拖欠农户小工的工资牵扯到上百人。家里坐着，时不时有人来问。路上走着，也在问。面对大家的盘问，盛阿林的回复是三句话：没有收入。确实没钱。缓一缓吧。后来，时任溪龙乡乡长的叶海珍提倡种植白茶。不少人抱着观望的态度按兵不动，盛阿林成为急先锋，带头吃螃蟹，点燃了黄杜人的种茶热情。丁强比盛阿林小几岁，入党介绍人就是盛阿林。他入党时间是在一九八九年一月，初衷是“为党增加一份力量”。说起黄杜白茶产业的起步阶段，他的形容是“好了，开始来了”。后来发展态势喜人，在他这里，就是“好了，不得了，白茶搞得火火热热，都弘扬起来了”。问他黄杜的白茶能有今天应该感谢哪些人，他说：“一个叶海珍，一个盛阿林，他们两个是完全有贡献的。”在丁强看来，种茶叶是一个看“天”的事，“天给你饭吃，你就有饭吃”。这里说的“天”，意义可能很丰富，是头顶的这片天空，还是整个大自然，也是客观规律，以及世道人心。由于老人家生病了，跟他几次错过，见面时他的身体正在恢复，说起话来却激情不减：“我们以前的日子过不好，这个茶叶让我们过好了，也要让别人过好。捐苗，同意！”他还有话说：“当时我就想，捐苗当然是个好事，捐到哪里是个大事。”跟徐有福见面时是在傍晚时分，天色悠然，晚霞沉溺在自己泼洒的幸福华彩里，整个村子流露出静谧的温暖。坐在他家院子里跟他聊，问一句，他答一句，很简洁。他说以前穷，“穷得没有什么可说的”。现在日子挺好的，“好得没有什么可说的”。他家里的五十来亩茶园，由儿子和儿媳妇打理。问他听说要捐苗，当时是怎么想的？他回答：“现在日子好了，捐点儿苗帮帮人家，没有什么可以说的。”比他年长两岁的盛德林，茶园里的事也都托付给后辈了。德林是他的字，在家谱上他的名字是全林。二〇一七年八月，安吉盛氏宗谱修编委员会成立，盛德林被推选为会长。上次这个家族修谱，还是九十五年前的事。盛德林有两个儿子，老大叫盛河风。小儿子盛河勇是这个家庭的骄傲。他是退伍军人，当年的部队驻地在福建漳州。一九九九年十月一日，他参加了天安门广场阅兵。他说当时部队先在漳州训练，后来到了合肥，再转战北京。当天凌晨，他们从北京通州区出发，开始做好受阅准备，经过天安门广场的时间，一共是五十六秒。盛德林替儿子保存着南京军区编印的《请祖国检阅——建国50周年首都阅兵南京军区受阅部队摄影纪实》。其中一张全景照片，风姿飒爽的战士们手握钢枪，齐整整地站在受阅车上，神情刚毅，力量饱满。配发的说明文字是“南京军区高射炮兵方队在分列式中通过天安门前，接受祖国和人民的检阅”。盛德林和老伴有时就盯着这张照片，凑近看了，又放远看，感觉其中的哪个小伙子就是自家的儿子，眯着眼睛再看，又不像，怎么还不如旁边那个像。他们还保留着一枚勋章，刻有“参加建国五十周年首都大阅兵纪念”字样，另有一枚徽章，编号是“T32—351”。盛德林跟两个儿子商量要捐点儿苗，一家人都说没问题。退伍军人在黄杜是一股重要力量。盛红兵、盛永强、阮安丰这三位，都是在部队加入党组织的。曾经在江苏镇江高炮旅服役的盛红兵，获得过旅部专业比武第一名，上过光荣榜。脱下军装，种上茶叶，也是一把好手。他说，搞茶叶，文化氛围还是很重要的，平时有空儿就练练毛笔字。干旱了，别人都在喊“快下雨吧”，他说的是“安吉白茶急需宋江”。说起当兵的经历，他印象中有一首歌唱得很好：“十八岁，十八岁，我参军到部队，红红的领章，印着我开花的年岁……二十岁，二十岁，我就要离部队，我把青春留给了亲爱的连队，连队给了我呀，勇敢和智慧……”对于捐苗这事，盛红兵的态度很明确：“肯定同意，要不然对不住家门口那块‘光荣之家’的牌子。”盛永强是一九九六年十二月开始到浙江舟山服役的。他说，几年的部队生活，对自己的为人处世影响是巨大的。就像种茶叶，对整个黄杜的影响也是巨大的。听说要捐苗，盛永强没有理由不赞成，“村里号召，当然要尽自己的义务，这又是力所能及的事，捐！”阮安丰服役的地点在福建莆田。四年军营生活，阮安丰念念不忘。他说，部队是一个锻炼人的地方，可以彻底改变一个人。二〇一九年八月一日，建军节，他在微信朋友圈分享了一段话：“人当了一回兵，就像土烧成了陶，永远不会回到那土的状态。即便后来破成了碎片，但永远区别于土，每一个颗粒依然坚硬，依然散发着特殊的光彩！而土，就算是捏成了形，涂上了绚丽的色彩，一旦受压，又回归松散，其间的差距，就是一场火的历练。献给曾经当过兵的人！”阮安丰将这段话送给自己。兵心永驻、受过大熔炉历练的阮安丰，对捐苗提议的表态是：“分派给我多少苗，就捐多少苗！”生于一九五六年的张根才，担任过村委会主任，很清晰地记得自己的政治生日是一九七九年三月二十四日。他说话很稳重，觉得过日子总是要碰到困难的，还是要多想想好的事。张根才看问题有高度。他不紧不慢地说：“党员，就是先进一点儿，思想好一点儿，勤快一点儿。组织上提出捐苗，这是做好事，要支持的。”如果说张根才擅长理性思维，那么丁连春可能更偏向于感性思维。他有个比喻。“这个穷，就像一座山，要搬走。我们就来帮忙挑一担。”他说，这么多年来，黄杜人都是安居乐业搞茶叶，搞的是自家的茶叶，这次捐苗就是要背井离乡搞茶叶，到外地帮助别人搞茶叶。她在邮政部门上班，组织关系放在黄杜村。茶季茶农忙，邮政的节奏也跟上，他们在青叶交易市场设立便民工作站，提供验钞、零钱兑换、免费茶水等服务。还有一项重要业务就是邮政快递，将新鲜的树叶味道安全、快速送达四面八方。平时推行“送贷下乡”，茶农资金出现短缺，带上茶园证可以办理抵押贷款。黄梅蕾家里也种茶叶。于公于私，黄梅蕾对这片叶子都是有感情的。听说捐苗的消息，她回忆自己当时的第一反应是“同意”，理由是“助人也是助己”。以前对黄杜的土很有意见的李粉英，现在把黄杜的土当宝贝看待。她的娘家在天子湖镇，位于安吉县北部，当时大家都说这里是北大荒。听说她要嫁到溪龙乡的黄杜村，知道“行情”的人好言相劝，还是慎重一点儿好，那里可是比北大荒还要“荒”。李粉英有主见，认准了这个人，就不回头了。女儿的大事，做娘的操碎了心。李粉英对娘说，“姑娘的命，菜籽命”，就这样吧。这是说，一粒菜籽，要是落在肥料上，长得就好；要是落在干泥巴上，就长不好。这粒菜籽落在哪里，由不得自己。嫁到黄杜住下来，李粉英发现自己这粒“菜籽”情况不妙。种地，地不应，奈何。推开房门就是山。山之用大致就是柴火，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柴火保证了这个“炊”，关键还是要有“米”。山连着山，阻挡着视线，也拦住了出路。日子过不开，两口子就想办法。她家男人跟着亲戚跑到江苏盐城阜宁县打工，卖毛竹，做竹椅，补贴家用，日子还是一个马马虎虎。李粉英有点儿急了。人是自己选的，路是自己走的，怪不上别人。“当时我就说气话，黄杜这个地方，没救了，只有黄泥巴。除非黄泥巴值钱了，这个地方才富得起来。”歪打正着，她还真是说到点子上了。黄杜的泥巴确实特别，也“值钱”了。如今，她是彻底吃上白茶饭了，家里不仅种茶、卖茶，还开起了茶乡民宿，在家里款待为看看一片叶子的风情而愿意住下来的人们。商议捐苗时，李粉英开门见山，自己拍板，认捐三十万株。回家跟男人一说，麻烦了，“他跟我喊，你怎么这么抠，就不能多捐一点儿？”宋昌美是从安吉县梅溪镇嫁到黄杜来的。她的婚宴，上了一条木头鱼！这算不得什么风俗，关键还是手头紧张，这个大菜又不能少，这个彩头还要有。于是，就想出这么一招，重在象征意义。“后来我想把别的姑娘介绍到这里来，她们都不愿意来，谁想过穷日子？”宋昌美说。日子就这么不咸不淡地往前挪着步子。一个偶然的机会，她得知在杭州的中国农业科学院茶叶研究所招人，学炒茶技术。宋昌美想试一试。学费是一千多元，她和丈夫张乐平拿不出，公公听说了，帮他们垫付了。“一个月的时间，吃住都和采茶工、炒茶工一起，起早贪黑，学技术。我发现，这里的茶叶一斤好几百块，太让人羡慕了。我就大着胆子问经理，如果这个技术学回去，我的茶也炒得好，能不能也把我的茶叶收购了？他说可以。回到黄杜，我就想发展这个茶叶。”宋昌美说。她把这个茶叶发展得有声有色，自己日子好了，她就想着带领大家一起把日子过好。二〇〇一年四月，宋昌美成立安吉县溪龙乡女子茶叶专业合作社，召集身边的姐妹共同种植白茶。想种茶的，手头紧张，她就去银行替人担保；要是没有茶苗，可以到她家的地里拿一点儿；炒茶技术等于零，她就一遍一遍地示范；产茶了没有销路，她把自己掌握的渠道用起来。二〇一二年十一月八日，她以十八大代表的身份步入人民大会堂。现在，村里提出要给贫困地区捐苗，她欣然同意，“捐苗这事，不是钱的事，也不是苗的事，一株苗就是一片心。”叶兢君家在种茶的起步阶段，宋昌美曾经雪中送炭。现在村里号召共同来帮助别人一把，他自然愿意。这个熟悉互联网金融的九〇后，想得更远：“我们捐了茶苗，送到哪个地方，分到哪一家，一百株或两百株，他不知道怎么种茶，也不知道过几年产茶了怎么办？就种点儿口粮茶自己喝了？不给他们提供技术指导，可能就白捐了。捐茶苗只是第一步，还要帮人家种好、卖好。”也就是说，不能凑一时的热闹，而是要有一个长远规划，把好事做实，玩不得那些烂尾工程和半拉子工程。叶兢君毕业于宁波工程学院，贾伟的母校是浙江师范大学。他们在外打拼一阵，不约而同选择返乡创业。听了村里有向贫困地区捐苗的设想，贾伟感到很惊讶、很自豪，“我们黄杜村的‘村格’一下子提升了好几个档次。”他说，黄杜人的生活条件确实挺好的，这是物质层面的好。现在主动提出要帮扶他人，已经是精神层面的好。以前，黄杜人想的可能都是自己的一亩三分地，往往是邻居家有个事，就去帮个忙。现在不一样了，他们想的是国家大事，“太有想象力了！”喊着这道口令的盛阿伟，松了一口气：大家都支持，这事看来要成。安吉白茶是个地域性的农产品，只有在安吉范围种植并且按照标准生产的“白叶一号”，才能叫安吉白茶。所以当地一度对白茶苗外流是很抵触的，因为“这些卖出去的茶苗有可能回过头来抢自己的生意，并且有可能对安吉白茶这个牌子造成影响”。新的市场环境，流通是常态，而且还是“互联互通”，生产要素的流通追求的就是便利、自由、快捷。还抱持“堵”的思路，恐怕失之简单。况且看待问题，还是要从正反两方面入手。王旭烽说：“白茶苗没有流出去，安吉白茶跟外面的竞争可能就没有今天这么热烈，但是白茶也可能没有现在这样的知名度啊！”阮波说，这个茶苗捐到外地，生长环境跟安吉本地肯定不一样，种植的方式照搬照抄可能行不通。这些地方种出的茶叶是“白叶一号”产的茶，不过已经不是安吉白茶了，而是新的生命。捐出的“白叶一号”，黄杜人始终视为远嫁的闺女。“白叶一号”产新茶，就像是闺女生娃娃了，“比方说，一个浙江姑娘嫁到了江苏。在江苏那边扎下根来，生了孩子，你说这孩子是哪里人？大家还是习惯说江苏人吧？你总不能说浙江的姑娘不能嫁到江苏吧？”盛振乾开创的大山坞茶场，他的四个儿子分工协作，联手经营。就大规模捐苗会不会培养潜在的竞争对手这个问题，他家老四盛勇亮很果断地认定这么想是不对的。“良种嘛，就要推广。人家日子过不好，就应该帮忙。退一步讲，哪个行业不竞争？市场是讲优胜劣汰的，你要有市场，就拿出好东西来。好东西最终是会留下来的。”盛勇亮说。二〇一九年一月十五日，作为黄杜捐苗农民党员群体的代表，宋昌美登上浙江省人民大会堂“最美浙江人·浙江骄傲”颁奖台。主持人也问道：“把这么多优质茶苗送出去，是否担心培养起竞争对手？”宋昌美笑着回答：“不担心，有了竞争对手是好事情，这就意味着我们整个产业做大做强了，更多人有了赚钱的机会，可以共同富起来啦！”捐苗是一个集体的事。请来的这些兄弟姐妹都同意，就迈过了一道坎，盛阿伟的捐苗计划已经有了很好的“苗头”。“要干什么”，这个问题基本达成共识了。“为什么要干”，道理心中有数。接下来的关键就是“怎么干”，事先要有个谋划，有个方案。定下数量。商量来商量去，一千五百万株打底，而且这数字不可往下掉，只能往上走。如果只是把白茶苗给人家送过去，不说怎么种，不说怎么管，到头来留下一个烂摊子，不见效益，还不如没有这回事。还有销售的问题。种好了，管好了，茶叶的品质也过得去，要是卖不好，就是白忙乎一场，浪费了自己的时间、人力和物力不说，还可能对别人造成伤害，多难为情！大家你一句我一句，说开了。盛阿伟将这些意见加以总结，就一条：要帮就帮到底。送了茶苗，还要送技术，确保种得活、种得好；产茶了销售上也要助把力，帮人家打开市场。也就是扶上马，送一程，再送一程。黄杜人在“要捐苗”共识的基础上，有了新的共识——包送、包种、包销。方向、方法、目标都定下来了，通过什么样的路径去实现呢？这个话，说得有点儿书面化。其实，黄杜人又一个关心的问题是：这个苗，捐到哪里？周边的这些地方，大多在种茶叶，有自己的苗；江浙这一带，总体上来说属于富庶区域；在电视、电脑、手机上看到有不少贫困的地方，怎样跟他们对接上？再说了，“白叶一号”是黄杜人手中的宝，是自家的“闺女”。捐苗最为关键的是给她们找到好“婆家”，要的就是一个“门当户对”——选的地儿，要适合“白叶一号”的种植与生长。他们理了理思路，把想要表达的心意一条一条罗列出来。还请“外援”把关，最终落到纸上。这封信，刚开头简单介绍了自己的身份，他们直奔主题：“从电视上看到您经常为全国的贫困操心费神”，大家坐不住了，摩拳擦掌要干点儿事，“今天联名给您写信是想为您分忧”。具体来说，就是“自愿捐出一千五百万株白茶苗，帮助贫困户种植五千亩白茶，让五千人口脱贫”。另起一段，他们开始汇报村里的情况：先是说以前的日子过得怎么样，“曾经也穷得叮当响”。到底有多穷？具体事例来说明。把宋昌美出嫁时的木头鱼故事讲了一遍，不由得发出感慨“穷日子我们过怕了”。再说是怎么着手发展白茶产业的，“我们不懂种茶技术，乡里请人来教”。这个产业现在是什么样的规模，也有详细的介绍：“全村共种植白茶一万两千亩”，一亩茶园“平均产干茶二十五斤”，一斤白茶“均价六百元左右”。这么算来，每亩白茶产出一万五千元左右，“扣除成本最低也有一万元纯收入”。大家的生活有了哪些新的变化，一一道来：“全村现有小汽车四百二十辆，其中一百四十一户村民乡下有一套别墅，城里还有一套洋房，有人还在海南买了过冬房，我们的日子不只是‘小康’了，早就是‘老康’了。”宋昌美的木头鱼故事翻篇了，如今的她，“第一个在白茶园‘种’出了宝马车，她致富后成立白茶女子合作社，带领贫困姐妹共同致富，她因此成为党的十八大代表”。“吃水不忘挖井人，致富不忘党的恩！”他们说出掏心窝的话。“中国是一个大家庭，三千万贫困人口是我们的兄弟姐妹。”黄杜人不仅想着“我”，还想着“我们”。他们把目光放得远远的。挂念着“大事”，好像是黄杜人的一种自觉。在黄杜村委会的小院子里，有两块大石头。半椭圆形的一块，红色的阴文，内容是关于全球人口的：100万年前仅1~2万人，1800年是10亿，1900年是30亿，1987年是50亿，2009年是60亿。1904年只有1亿人，1949年是5.4亿，1964年是7.2亿，1990年是11.3亿，2009年是13.4亿。他们接着写：“贫困人口大都在边远山区，种白茶脱贫也是一条路子。”这是在分析情况，做出判断。意思是说，感恩要见行动，要来点儿实际的。“有钱出钱，有力出力”。种茶的人就说种茶的事，这是自己的一技之长，有这个能力，有这个把握，也有这个信心。随后再度表达捐苗的想法，“自愿捐出一千五百万株白茶苗帮助贫困户种植五千亩白茶”，还说清楚了这是大家共同商定的。捐了这些茶苗，给这些地方能带来哪些改变呢？“每年春秋两季都能种，一年后一亩就能产三五斤干茶，六年就进入旺盛采摘期，贫困户种植后，六年后一亩茶园就等于年年有一个一万元的存折”。村里的情况汇报了，大家的设想也说清楚了，困难也要提一提。“但我们不知道哪些贫困户需要这样的帮助，哪些地方的气候和土壤适合种白茶”——这就是要“精准”，也是说明这次写信的目的。接着是郑重承诺：“我们希望点对点帮助贫困户，包种包销，手把手教种植管理技术，不种活不放手，不脱贫不放手。”徐正斌、盛永强、盛阿林、阮安丰、丁连春、李粉英、贾伟、黄梅蕾、张根才、丁强、叶兢君、阮波、盛德林、盛月清、钟玉英、刘炜、盛红兵、徐有福。黄梅蕾正好在邮政部门上班，寄信的事就交给她了。二十人，进入一个“特殊时刻”。二〇一八年七月六日，新华社播发消息：习近平总书记对浙江省安吉县黄杜村农民党员来信提出向贫困地区捐赠白茶苗一事做出重要指示强调：“吃水不忘挖井人，致富不忘党的恩”，这句话讲得很好。增强饮水思源、不忘党恩的意识，弘扬为党分忧、先富帮后富的精神，对于打赢脱贫攻坚战很有意义。听到这个消息，钟玉英的感受是“心都要跳出来了，太高兴了”。盛红兵想起一首军歌，只是歌词有点儿变化：“夸咱们的信儿写得好，夸咱们的想法数第一……”山区茶农写封信，总书记有回音。现在，有一件大事就落在自己的肩上，盛阿伟知道其中的分量。唯有一步一步做实做好，留下脚印，见出成效。捐得准，种得活，长得壮，产出高，销路好。这是总结出来的硬任务。紧锣密鼓，干起来。高悬在黄杜人心头上的第二个大问号，也拉直了，变成叹号。为了脱贫攻坚，为了他人过上美好生活，黄杜人再行动。（本文为节选，完整作品请阅读《人民文学》2020年1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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