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题主持：赵 依

《人民文学》编辑部

主持人语

本期“圆桌派”探讨军旅题材创作诸题。据《辞海》解释，“军事”指“一切直接有关武装斗争的事，如国防建设、作战行动、军事科学研究工作等”，已表明军事文学超越了战争小说并具有更为丰富的内涵。“军旅”的提法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趋于普遍，“军旅文学”题材广阔、内容活泛，审美上刚柔并济，也更具文学意味。

中国古代已有战争文学，如神话传说讲述的有关东夷部族的战神蚩尤和后羿等内容。殷商出自东夷部族，因此在追述祖先战绩时沿袭了神话里的战神形象，颂诗里不乏崇武尚勇之例，同时也反映古代军队兵种变化和民族融合的时代背景。《左传》有言：“国之大事,在祀与戎。”战争构成了春秋时代的总体社会特征。《左传》《战国策》的战争描写以事为主，战争形态真实详尽，记事中也夹杂一些人物随战事而流走的情形。其后的战争文学在集锦式的描写基础上将单独的将士作为主要表现对象，通过典型的战争事件来突显将帅、英雄的风采与作用，司马迁《史记》里的战争场面用笔极简，以人为纲，塑造了众多的战将形象，曹植的《白马篇》，以纯文学的形式铺陈边塞游侠儿形象，汉魏文学出现了一批以边疆地区为背景，以勇猛果敢、擅长骑射的武士作为描写对象的优秀作品。而再往后的《三国演义》《杨家府演义》等作品则在淋漓尽致的战争画卷里同时突现人物的智谋、胆略和风采。

对比西方，就内容和艺术两方面而言，西方古代的军事文学作品表现出了强烈的尚武好战精神，充满诗情画意的《荷马史诗》同时饱含对战争的无节制的纯粹的直观审美，《伊利亚特》中也有力与美的平衡，想象、比喻、夸张、移情等艺术方式无不渲染战争过程中的极端氛围，伟大的英雄往往是极度的强悍与残忍，不同于东方式的仁厚德性。

敦煌遗书里，除了我们熟知的唐、五代、宋初时期的边塞文学和地方文学，还有一批由驻守敦煌一带的军营将士、军政人员创作的作品，内容包括当时的重大战事、军营生活和军人精神情感等，甚至还出现了关于“战俘”及其内心世界的描写；还有中国古代文学中的潼关书写，虚实结合的策略和文化视角以诗歌、辞赋、小说等多种文体对潼关进行了历史、地理、政治、文化等内在底蕴的描摹。从古代文体学角度考察，以唐代诏敕为代表，《唐大诏令集》《唐大诏令集补编》《全唐文》《全唐文补编》《文苑英华》等收录的诏敕文书中有关唐代社会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史实性的背景材料，也可作为军旅文学的一种溯源。而从文学史范畴看，兵书和兵学对古代文学作品也有着除题材之外的广泛影响，对作家创作风格的形成也有明显的陶染作用。

今天的军旅题材创作同样强调现实性和当下性，以人为主体，通过战争、训练、演习、军队建设、军营生活等内容审视历史和现实、重建文学与现实的关系，在客观呈现中生动记录中国的发展历程和我军现代化建设步伐。徐怀中的《西线轶事》开启了新时期军旅文学新纪元，李存葆、韩静霆、乔良、项小米、唐栋、刘兆林、朱秀海、朱春雨、朱苏进、徐贵祥、苗长水、黄国荣、裘山山、陶纯……这些父兄辈作家在强军文化和军旅题材书写艺术性上的探索，构成年轻军旅作家雄厚强劲又切近的参照，这些珍贵的活的传统也期待着新一代军旅作家传承，并在新时代有所超越。

作家以强烈的忧患意识和批判精神置身军队转型发展与现代化建设的现场，以文学的方式深入体察与思考新时代军人的职业理想与人生追求，从而展现强军文化和军人最为闪光的精神品质。不同类别的军旅题材创作各具特色，创作观念不断更新、题材内容不断拓展、思想底蕴不断丰富，共同昭示现实题材的繁荣和作家提炼生活的本领、书写时代的雄心。 2014年以来，《人民文学》每年的第8期都以系列军旅文学原创作品向“最可爱的人”致以节日的敬礼，今年，以军旅题材作品为重头的第8期的主题是“强军文化”，纷繁作品中彰显了更为宏阔的精神内涵与人文关怀。

傅逸尘（中国现代文学馆客座研究员、评论家）：二十一世纪以来的军旅文学，史诗性传统没有被延续，日常的、世俗的、私语的故事成为叙事主流。很多作家对时代的变革、现实的严酷关注度不够，有的甚至是漠不关心、熟视无睹；即便书写战争历史，也只是逡巡于性格英雄和传奇故事，真正对战争历史进行哲学思考与人性叩问者寥寥。战争、历史、英雄，连同英雄主义，在某种程度上已成为肤浅的价值设定和廉价的消费对象，这样的作品，其文学品质可想而知。

中国读者之所以谙熟俄罗斯文学且对其情感深厚，政治的作用曾经是有过的，但我觉得更重要的原因还在于俄罗斯文学的品格——那种宏阔辽远的文学气象与审美境界。对俄罗斯文学中那些伟大的战争题材小说的怀想已经凝为某种情结，让我在无数次的想象中不能自已，甚至不敢重读（我担心它们没有我想象的那么好，那么伟大）。《战争与和平》与《静静的顿河》自不必说，近来我细读了前苏联时期格罗斯曼的长篇小说《生存与命运》。这部被誉为“二十世纪的《战争与和平》”的经典之作，全方位叙写了震惊世界的斯大林格勒保卫战，从前方到后方，从斯大林格勒到莫斯科，从希特勒的集中营到卢布扬卡监狱，从乌克兰农舍到喀山，作者演绎了一段段动人心扉的故事。宏大而又自然的史诗般的艺术结构，展现出广阔的生活画面，一以贯之的是俄罗斯文学传统那种大河般泥沙俱下的生活吞吐，是群山样巍峨耸峙的人性观照。

在《生存与命运》中，格罗斯曼不再线性地设定故事情节和人物关系，而是以斯大林格勒战役为圆心向外辐射，创造了一个恢弘的史诗结构，铺展出一幅宏阔辽远的生活画卷。反抗和怀疑的气质，是创造精神和文学抱负的结合。作为那场残酷战争的亲历者，他以冷峻又不乏温情的笔触，与长眠地下的亲人和战友对话，探寻真理，挖掘历史、战争、生存和命运中深层次的思想蕴藉；通过众多人物战前和战时的悲惨命运，通过他们的回忆与争论，作者对战争、政治、人性等等复杂的历史存在进行了理性而痛苦的哲学思辨；没有激烈的批判，我们更多读到的，是一个孤独的爱国者，那沉静深邃的灵魂省察。

瓦西里·谢苗诺维奇·格罗斯曼 《生存与命运》

在描绘战争中人们悲惨的生活及处境的同时，格罗斯曼仍然不忘以细腻的笔墨展现普通民众丰富的内心、美好的情愫和高贵的灵魂。书中人物对科学、哲学的热爱，对文学艺术的热诚，以及对善意与爱的执守，让我感受到一个伟大民族的性格与情怀。壮丽的自然景物和厚重的大地河流，时时抚慰着悲伤痛楚的人们。无论命运怎样多舛、生活如何悲惨、境遇何等窘迫，作品中人物的生命总是萦绕着宗教般虔敬安详的光环，战争中的日常生活也充盈着道德的高贵与诗性的力量。作品结尾处，一对不知名的夫妇携手来到林中。格罗斯曼写道：“在凉爽的半昏暗中，在雪地下，躺着逝去的生活，躺着强壮的和瘦弱的、勇敢的和胆怯的、幸福的和不幸的人们。但是，在林中的严寒中，比在被太阳照耀的平原上，更强烈地感受到春意。在无言的寂静中，听到了对死者的哀号和对生活的猛烈的喜悦。”相比作品惊心动魄、残酷激烈的总基调，如此静谧安详的结尾，令人震撼。同时，也让我思考：无论是托尔斯泰、肖洛霍夫还是格罗斯曼，尽管身处不同的世纪，关注的问题都是战争与和平、生存与命运等关乎人类存在的宏大命题，书写的是人类共通的情感和经验。一两个世纪之后，读者依然会被那种冷峻的思辨、高贵的精神和人的尊严所感动。

宏阔辽远的审美之境，并非评判小说优劣的标准，但对当下中国军旅小说而言，却是一种极为稀缺的精神气质与审美品格。如果说“十七年”的“红色经典”凭借传奇的英雄事迹满足了获得解放并沉浸在胜利欢乐中的大众情感和时代共鸣的话，那么当下的读者更多地是需要从反思的角度理解战争，他们要了解战争的残酷真相、人民苦难的真相、人类心灵创伤的真相。因此，也可以说，还原战争真相也是中国当代军旅作家的最基本的写作伦理。当然，仅仅呈现出战争真相是不够的，最重要的还是要提升军旅文学独特的审美品质，宏阔辽远的审美之境则是军旅文学独特审美品质的重要向度，值得当代军旅作家进行深入开掘与探索。中外文学史一再证明，作家是否具有宏阔的视野和博大的情怀，是否具有追求伟大和经典的自觉与野心，作品的格调和境界是大不相同的。

王凯（空政文艺创作室创作员）：对军营之外的人来说，和平时期的军旅生活，通常都是一种遥远而模糊的存在，没准根本就不存在。那些受到关注的军事热点，往往都源自国产航母、四代战斗机或者新型战略导弹，从来也不是普通军人的日常生活。这很正常。毕竟就连军人自己，也迷恋最先进的装备和最猛烈的火力。作为和平时期的军人，各种苦虽然都没少吃，但入伍前所曾设想的血与火的考验却并不太多，至于战争硝烟的味道，闻到的人更是少而又少。某种情况下，他们只是作为军队毫不起眼的一分子，身处围墙环绕和卫兵警戒的营区内，经历着看起来相当普通甚至枯燥的军旅生涯。除了军政训练和演习演练，诸如打扫卫生、整理内务、养猪种菜、帮厨打草之类的琐事，构成了部队基层生活的某种底色。就拿我曾经带过四年的那个连队来说，绝大多数战士只在新兵训练时打过八发子弹，其他时候，他们吃着五谷杂粮，身怀七情六欲，在不同岗位上从事着各自的专业工作，他们穿着没有领花和肩章的军装来到部队，最终又穿着卸下领花和肩章的军装离开部队，他们如此普通，以致于很快就因自己身后那一茬茬的新兵而被遗忘。

小说《楼顶上的下士》，插图：顾文博
刊发《人民文学》2018年第8期

从这点上说，他们的生活堪称平淡，平淡得似乎都叫人有点不好意思。那些弹无虚发攻无不克的特种兵故事，他们也只是在电视里看到过。这有点像我熟悉的那片沙漠，除了自带的苍茫与荒涼，连一棵遮阳的树也难以寻觅。但如果能够向着地平线继续前进，将会发现矮小的草木、灵动的四脚蛇和雨后一夜间长出的沙葱，当年我们连队饭堂里常有这东西，腌过后墨绿细长，配着白粥吃很有滋味。如果再继续深入，你会发现货真价实的河流、湖泊和望不到尽头的胡杨林，平素里它们隐藏在沙漠深处，像个隐士般不动声色。我至今仍记得1994年秋天，一个即将复员的河南籍老兵骑车带着还是空军少尉的我前去观看时的情形。那青天碧水金叶黄沙布满视野，完全超越了我关于沙漠的想象。我还记得那位老兵离队前送我一个塑料袋，里面装着几根黑乎乎的东西，他告诉我，这玩意儿叫苁蓉，泡酒喝了能壮阳。他还很肯定地说，全世界只有这片沙漠里的苁蓉才是最好的，不信你试试。

在那之前，我并不清楚沙漠有震撼人心的美景和品质卓越的苁蓉。这说明我懂的还太少，不了解荒凉与丰茂可以同在，平淡与醇厚也能共存。这和我那时初学写作，却不知道该写点什么一样。如今我多少知道了一些。比如我知道，生活的丰富和复杂决定了文学的丰富和复杂，每个作者都面临着这巨大的现实。只不过作为军人，我们身处在一种相对特殊的生活环境中罢了。这种特殊性类似穿在身上的军装，它让你精神抖擞的同时也会让你小心翼翼，它让你在人群中变得醒目的同时也会让你觉得有些不安，你不能穿着军装时还去啃煎饼，你浑身汗湿时也不能敞胸露怀，你和别人闲聊时总会提醒自己有些话是不能说的，你生怕自己军容不整言语不慎举止不端而影响了军队的形象。即使你换上了休闲的便装，这种感觉也依然如影随形。军旅生活的烙印比我想象的更深刻，军人生活也比我想象的更难写。因为军人生活的丰富与复杂，并不等同于军人职业的艰险与挑战，相反，他们的生活往往被平淡和单调所掩盖，仿佛迷彩伪装下的血肉之躯，除非你是或者曾是他们中的一员，你才可能听到那奔涌的热血和如鼓的心跳声。

我总觉得，这才是需要去探索的那一片军旅文学的荒原。作为军队一员的军旅作家，要想做到为官兵抒怀，为强军服务，不努力穿越现实的荒漠，就无法抵达故事的丛林。

西元（战略支援部队文艺创作室创作员）： 近来，我写了一些关于战争小说的文章，从几个角落切入，谈了一点感悟。我在想，战争小说肯定不仅仅是在写历史，它的存在价值在于与当下精神生活形成了一种对话关系。战争小说直面问题，也触动着读者，让人们深思，让人们感受到精神的力量，并且得到启示和升华。那么，战争小说与我们当下的精神生活是如何展开对话的呢？其实，这是一个未完成的话题，是一个需要通过艺术的方式来解决的问题。在此，我不避粗浅谈一点心得与读者分享。

首先，战争小说拷问着一个民族的性格是否健全。五四以来，即有“批判国民性”一说。当然，这些批判更多地存在于学者、作家之中。战争小说对民族性格的拷问其实分享着同样的问题意识，而且有更多的现实考量和历史教训在其中。能够在决定命运的战争中取得胜利的民族一定是有某种深沉有力的民族性格，这种性格不浮躁、不气馁、不妥协，而且有血性、有韧性。大到一个民族，小到一个人，大到一场战争，小到一场比赛也是一样。那些盲目乐观、心浮气躁的人，那些比赛之前求胜心切，一遇到挫折就灰心丧气的人一定会输掉。当下，中国无法回避地处在大国博弈的历史境遇之中，而不少国人的精神生活却有点虚火上升，少了一份镇定、一份冷静、一份从容和一份必将走上历史坦途的信念。仔细观察那些老兵，他们并不都是高大全式的人物，甚至也有卑微世俗的一面。但他们抱成一团，形成了惊人的战斗力，并最终夺取了胜利。他们的内心有一线火光，无比珍贵，我期待今人也能体会到那种力量。

小说《无名连》插图
刊发于《解放军文艺》2018年7期

其次，战争小说拷问着一个国家的肌体是否强健。“落后就要挨打”，这话真是又残酷又实在，中国人对它深有体会。在某种程度上说，战争是一个国家肌体是否健康的试金石。有人说，战争比的是武器，比的是战略战术。其实，战争比的更是一个国家是否健壮。如果一个国家国力衰弱，民众离心离德，那么，具体到每个士兵，他们都不会真心诚意地去打仗，更不会有视死如归的决心。这一点，古今中外鲜有例外。如果一个国家贫富差距悬殊，穷人没有丝毫安身立命之处，那么，军人舍生忘死去捍卫的是什么呢？是一个富人作威作福的国家吗？这样的一个国家与军人又有什么感情上的维系呢？所以，战争的胜利不是凭空而来的。想要夺取战争的胜利，首先要去改善民众的福祉，要努力创造一个健康的社会环境。没有这一切，战争想要取胜是困难的，真的就只能求上天保佑了。所以说，战争给一个国家的最大启示就在于此了。

第三，战争小说拷问着一个民族是否有抵抗虚无争取新生的勇气。战争意味着要有人去牺牲，那么，面对死亡军人们能领悟到什么呢？这是战争小说需要反复去追问的问题。直面死亡意味着什么呢？其实，直面死亡意味着直面生命的虚无。我在一个小说里写过：“能够站着生的人，也能站着死。”军人要面对死亡，可是他们依然要追问意义这个东西，什么样的未来值得牺牲生命去争取去捍卫？牺牲自己去追求这些东西是否值得？牺牲了自己，而另一些人能够获得更好的生活，这是不是军人们最后的尊严所在？虚无是一个巨大的深渊，想走出来不容易。需要从血水里、从爆炸里、从硝烟里走一遭才知道从虚无之中得到一点意义的艰难。但是，只要还有意义，就会有新生，一个民族就有希望。这是战争小说给予一个民族最宝贵的财富了。

李潇潇（青年作家）：曾经我害怕被归类，害怕自己的个性被某个集团溶解，然而你再怎么紧紧地护住自己，也正被某种感情或思想悄无声息地询唤着，正如曾几何时，崭新一代的军队作家非常害怕认领集体主义，这其实是说，他们格外警惕于“假大空”——这没错。但警惕之后，军旅题材只写鸡零狗碎的批判和小敲小打的抱怨，也许就不是什么胆量和勇气的问题，而是缺乏智慧。

 “一切坚固的都烟消云散了”，当代军旅题材的创作确实面对更为严厉的追问。可如果它屈膝为仅仅是穿着军装人的烟火故事，如果当代士兵仍旧要扮演成挥舞大刀的武林高手，这个时代数百万人的卓越协作，将被丰腴甜美沸反盈天的“无意义碎片”湮没。那些无尽的寂寞，漫长的航行，烈日严霜，草行露宿；那些比情侣更悸动人心的同袍之谊，那些融化自我而合力铸造的人类奇观；大漠孤烟，长河落日，那些仍旧无法永别的武器……在未来某个硝烟下的真实里，军旅文学的尊严将无处安放。顽皮的个人主义或许可以在市场的“自由”中肆意嬉戏，按快感原则野蛮生长；军旅题材的创作如果能“颤抖瑟缩着建立起点什么”，才格外让人感动，也更具挑战。

小说《一艘军舰的意识》
刊发于《人民文学》2018年第8期

军旅题材创作的中心和正典，理应保持一种肃穆。这种肃穆兴许带着些诡谲哀伤和惶惶不安，但重要的是屹立的状态和光明的泽润。就像如果它要崩溃，也必须是“万有引力”量级的崩溃，就算它要笑，也是深刺腧髓的狂笑。这是军旅题材的天命。总有作家要当仁不让，让那深植于战争与和平里的本属于人类的伟大和高贵，仍能留存痕迹。例如，李亚的《花好月圆》，以小人物生存的文学流恸，拖拽起庞大的战争史，颇具磅礴之势；王凯的《沉默的中士》，以外科手术般的技术聚焦连队生活，甚至写出了高级的“社会问题气质”……在我看来，这些尝试都颇具成效。

我相信更多优秀的军旅题材作品会出现，而这些作品里的士兵、军官，可以像钱德勒笔下的马洛，带着一种绝望的正能量，一种悲观的温柔，一种让读者着迷的气质。他们愤世嫉俗，又咬牙坚持。优秀的军旅题材创作，还应该能让女读者爱上军人。在苦甲天下的独特场域，生出一股不合时宜却如此纯正的浪漫主义。

董夏青青（新疆军区创作室创作员）：军旅题材的写作尽管给人强烈的“政治”和“历史”感，但作家们所依靠的并不是这样或那样的政治理论或历史读本，而是自身的经验、感觉和认知。通过对他人经历的观察和体认，获得表述的基点。军旅文学首先是文学，具备道德的立场，体现良心的苦恼。

我心目中的军旅文学有三点特质，第一点是史诗性。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用辉煌的雄辩文风记述了1812年卫国战争时期历史；《静静的顿河》作者肖洛霍夫耐心地在四部战争长卷中铸造哥萨克群像，用文字唱诵一个民族在血与火中至深的痛楚。这两部作品深入涉及了人类史上的重大历史事件——反法联盟出兵反对拿破仑夺取欧洲霸权，以及一战和苏联国内战争。而作品中潜藏在文字背后可贵的人道主义精神，像一束穿透暗夜的光，照亮遭遇厄运的人们。这两位作家所指认的军旅文学“史诗性”，并不意味着编造雄伟的圈套，或仅以词为工具展演真实的生命，而应当是为所有这些生命担起诚实表述的责任。这样的书写才有可能接近伍尔夫在《奥兰朵》中描绘的，“它现在属于时间；属于历史；已经离开生者的接触与控制”。

军旅文学的第二点特质是英雄性。英雄常指才能勇武过人者，或指无私忘我，在绝境中不辞艰险，为他人利益而奋斗牺牲的人。军旅文学中塑造了许多英雄人物形象，有些作者本人就是英雄。像海明威，一战时曾被意大利政府授予银制勇敢勋章，他在米兰的美国红十字会医院当义工的经历也成为《永别了武器》的素材来源；圣埃克絮佩里二战期间应征入伍，他在信中向妻子告别：“我走了……我必须介入进去。我去打仗。我无法忍受远离那些饥饿的人们，我惟一使良心平静的办法就是尽可能地去受苦……我不是去送死，我是去受苦，并因此而与我们的人共命运……我不想去送死，但我愿意因此而长眠。”作家在战争期间的经历和感受也融入到《战斗飞行员》和《夜航》等军旅题材的小说中。所有的文学创作都是在创造真实的幻觉，文字和作者对英雄的向往是真实的，英雄就是真实的。

孙犁 《荷花淀》

让我印象深刻的英雄，还有曹植《白马篇》中那个武艺超群、捐躯赴难的边塞游侠儿形象，孙犁《荷花淀》等多部作品中所描写的冀中平原上英勇抗战的人民群像，以及托尔斯泰晚年创作的中篇小说《哈吉穆拉特》中的高加索鞑靼军事领袖哈吉穆拉特。为写此作，托翁曾广泛研读有关高加索战争的历史文献，托翁写出了哈吉穆拉特作为一名战士的血性和骁勇，也写出了他伟岸的人格。还有《史记》中的《项羽本纪》，司马迁塑造的西楚霸王项羽的形象，和《哈吉穆拉特》一样，重新定义了“英雄”。当然，不是所有强者都是英雄，也有一些“征服者”，“这些人的光荣就在于有叫人死掉的聪明”（罗素《西方哲学史》），但这是一种病态。

军旅文学的第三点特质是对文明的观照性。战争和戍边的军队生活给了不同文明之间相互打量、彼此观照的机会。像托尔斯泰、普希金、莱蒙托夫等作家，他们都曾用宏伟瑰丽的笔触深入俄国高加索地区，描绘今车臣地区的戎马生活与风土人情。中国古代的边塞诗歌中，有很多西域题材的作品体现对当地文明的观察和认知。像林则徐的《出嘉峪关感赋》、高适的《塞上听吹笛》、岑参的《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等诗歌，无不勾勒边陲塞外的景色风貌。千百年来，对一个民族聚居区、一种文明所在地的各种“讲述”重叠、混杂在一起。不会有一种始终稳定、定型、封闭的“讲述”，也不存在未经“讲述”的世界，连最简单的事、物也闪烁着复杂性的光辉。但就像沙漠覆盖公路，再用扫路车铲走砂砾，尽管表述的内容会被风化，但每个时代都必须有人讲述。谨慎而精心地选择讲述故事的口吻，构建所属文明的姿态与立场，使用清晰、诚恳、有意义的语言，力求做有效力的表述。

很多军旅文学作品对“推动世界”“改变观念”有着强烈诉求，也许战争的极限情境逼人思考。像巴别尔的《红色骑兵军》、雅歌塔的《恶童日记》，用极简的文字逼近战争的酷虐，作者的立场既是“隐藏的”，也是“显现的”。而《二十二条军规》《西线无战事》以及美国越战文学、伊战文学等等，都显示了作者哲学层面的思考，体现了作家在抵御虚无时所做的“存在”层面的努力。而他们的思考似乎印证了汤因比那句话——人类从历史中学到的唯一教训,就是人类无法从历史中学到任何教训。悖谬的是，军旅文学的肇始与延续也基于此。不过尽管人类的矛盾与冲突总是极端化的，但军旅文学永远不是直奔极端而去，对极端的修改才是艺术。

邵部（中国人民大学博士生、青年批评家）：1949年举行的第一次文代会，郭沫若、周扬、茅盾所做的报告被研究者引为分析对象，衍生出解释当代文学起源的一种方式。而在这三个报告之外，处于同样重要地位的还有傅钟代表军队所做的报告——《关于部队的文艺工作》。当时的文学版图随着战线的推进，不断开拓着自己的疆土。在报告中，傅钟将部队文艺工作的历史追溯到远在工农红军时代的古田会议，为即将展开的文学图景贡献经验：党的领导、明确的阶级路线和坚实的统一体。在军旅题材领域，当时的文学规范与期待被明确表达。

当代文学史中有农村题材、工业题材之说，并没有特定的军旅题材的概念。对于像《红日》《保卫延安》《林海雪原》这类着力于描写军事战争、塑造英雄形象的作品，通常的说法是将其归入革命历史小说的范畴。表面上看，军旅题材似乎没能获得与上述文学类型相同的文学史地位。实际上恰恰相反，正因为“战争”是“革命历史”的基本形式，描写战争的文学作品才有资格被赋予与革命的通约关系。1949年之后，军旅题材创作成功地塑造了诸多被广泛认同，且能表征一个时代思维方式的英雄形象。

小说《重庆之眼》，插图：李晨
刊发于《人民文学》2017年第3期

谁是英雄，并不是一个有标准答案的问题。英雄实则是一个不断被建构的表意形式，是一个向时代敞开的意义空间，反映出不同思想观念和知识话语的此消彼长。而军旅题材创作的重要性也在于向我们提供关于英雄形象永不枯竭的想象。兰晓龙的《我的团长我的团》以别样的视角揭开中国赴缅远征军的一角，范稳的《重庆之眼》（《人民文学》2017年第3期）意图为重庆轰炸这一历史事件留下证言。小说虽然是虚构的艺术，但虚构之中却可见出作者对于“真”和“史”的严肃态度。裘山山的《寻找》（《人民文学》2015年第9期）是一篇以寻找抗战老兵为主题的报告文学。志愿者吴缘的父亲吴其轺是最后一位飞虎队中国队员，他曾经击落五架日军敌机，四次飞越驼峰航线，但在1954年之后却经历了长达二十年的牢狱生涯，晚年以蹬三轮车谋生。从个人得失的角度出发，他的经历很容易使人联想到《苦恋》中凌晨光女儿对父亲的质问，但吴其轺却做出了另一种回答：“我只是对得起这个国家。”在今天看来，吴其轺无疑是历史中人，但当我们走出狭隘的历史观念去回溯民族的危机，我们会发现，那些被遗忘的民族英雄就在历史的尘埃里熠熠生辉，令人肃然起敬。“寻找”可以被视为军旅题材创作的一个象征，在这个文学天地里，作家寻找英雄，同时也是在寻找一种超越于这个时代的高贵灵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