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之眼
只要我们还活着，我们就是历史的证言；我们死去，证言留下。
第一幕：国破山河在
1. 狼烟
邓子儒一生也搞不明白，莱特兄弟为什么要发明飞机。天空本来是属于鸟儿的，人一旦飞上了天，就应了中国的那句成语——无法无天。直到他皓首白头了，每当他仰望重庆的天空时，他都不确定灾难会不会倏然而至。
但在一九三九年五月三日这天，山城灰蒙蒙的天空将给他的家族降下一个财神来，同时也是他第二天的婚礼上最为尊贵的客人——上海裕隆纱厂的董事经理罗佑华先生。全面抗战已经打了快两年，但重庆还是大后方，人们该过的日子照样要过，该做生意的也照样做生意。罗经理这次来将授权邓氏家族作为裕隆纱厂在西南棉纱销售的总代理，同时还计划和邓家在重庆新开一家纱厂。邓子儒的父亲邓玄远说，和裕隆一合股，我们就是西南地区棉纱业绝对的龙头老大了。
眼下，邓子儒引颈向东边的天空张望，他的身后站着两个襄理和几个小老幺。父亲正在家里办堂会，为明天的大婚预热气氛。一个京戏班子和一个川戏班子轮流献演，还请了“琼楼”舞厅的舞女来助兴，她们将带给宾客夏威夷风情的西洋舞蹈。本来父亲坚决反对，说政府正在提倡新生活运动，反对奢靡。前个月重庆的面粉大王王老板在陕西街“留春楼”办生日宴，招摇铺张了点，就被路人扔了石头，警察不管，报纸上还说风凉话。但邓子儒说，人家罗经理是大上海来的，“百乐门”里都兴这个的，我们得让客人高兴吧？让码头上的兄弟伙扎在门外，哪个龟儿子的还敢来臊皮。抗战爆发前邓子儒去过上海，知道一些大上海的洋盘。
邓家祖上从一八九一年重庆开埠通商时起，就当洋人在重庆经营的洋纱、烟草、火柴等洋货的买办，同时也兼做票号、酒楼、土产等方面的生意。邓氏家族的产业到邓子儒的父亲邓玄远手里时，已经被誉称为“邓半城”了。从商贸、银行、期货、酒店、水运到地产，长江和嘉陵江包裹着的这片树叶状的半岛上，无论是抗战前的上半城或下半城，还是一九三八年后作为国民政府的陪都，到处都有邓家的产业。以至于至少有十来个（究竟有多少邓子儒也搞不清）随着国民政府迁来陪都的将军、部长、次长租住着邓家遍布在重庆四处的别墅、老宅、花园洋房。这些房子租也好借也罢，重庆码头上“义”字辈的头排袍哥大爷（注：袍哥组织对外以仁、义、礼、智、信来区分不同社会阶层的帮会。其内部组织又分八个排行等级，以孝、悌、忠、信、礼、义、廉、耻八字为序号，称之为嗨一排到嗨十排，没有四、七排，嗨一排的为龙头老大，又称大舵爷，总舵把子，其余等而下之，各司其江湖职责。在十排以下，便是众多小老幺、兄弟伙了）邓玄远有求必应。那年月，衡量一个江湖老大的标准是：没有他摆不平的事，没有不求他办事的人。“邓半城”的传说，就是从邓玄远这一代开始的，既指其产业，也代表邓氏家族在重庆城的影响力。
天空有一层薄薄的雾霭，这在雾都算是个好天。中午十二点半左右，远方传来飞机的轰鸣声，邓子儒身后的人刚说“来了来了”，城里就猛然响起尖厉的空袭警报声。这种催命鬼般叫唤的警报重庆人已经不陌生，但谁也不会当真。毕竟在和日本人打仗嘛。去年日本飞机也来轰炸过，只是在郊区乱扔了一通炸弹，重庆城几乎没伤着皮毛。政府也在教导民众一些防空常识，但一般人认为，日本飞机来了就往自己家的桌子下一躲就是了，大不了再在上面铺几床棉铺盖。
邓子儒焦躁地说：“挨刀的小日本，偏偏这个时候来。”
一个眼尖的小老幺说：“少爷，不是日本飞机，是客人的飞机，你看，它落下来了。”
果然，一架欧亚航空公司的中型客机轰鸣着降落在珊瑚坝机场。站在邓子儒身边的胡襄理说：“搞防空的那帮龟儿子，草木皆兵。”
客人开始下飞机，显得有些仓促慌乱，因为空袭警报仍在一阵紧似一阵地催命。邓子儒在人群中认出了提着皮箱的罗经理，忙率众迎了上去。邓子儒拱手道：“罗经理，失敬、失敬，可能是防空演习，请海涵、海涵！”
罗经理是个四十来岁的中年人，对邓子儒拱拱手，又望望天空说：“重庆搞得比阿拉上海还紧张兮兮的。”
邓子儒不自然地笑笑：“偏远之地，人们没见过多大世面，他们把你乘坐的飞机当成日本人的了。罗经理受累了，等哈（下）好好敬上几杯酒，给罗经理压压惊。我们上车，罗经理，请！”
机场上的宪警已经在四处催促人们疏散了，那场面看上去不像是一次演习。一行人刚想上车，地面忽然强烈地震动起来。许多年后，邓子儒在向人叙说一九三九年五月三日的轰炸时，还说自己也没有搞醒豁（搞清楚）来自空中的轰炸为什么会让大地像擂起的大鼓，而人就是那鼓面上的蚂蚁。在那一天，山城重庆的天空瞬间就发生了转换，日本飞机乌云一般遮蔽了重庆的天空，紧跟着就是冰雹一样砸来的炸弹、燃烧弹了。
他们被警察赶进机场旁边的一个小防空洞里，感觉重庆城正在被炸成一个筛子，而无辜的人们纷纷往筛眼里掉，那下面就是死亡，是熊熊燃烧的地狱。邓子儒护着罗经理，洞顶震落的沙土落满了他的肩头，一个小兄弟不断为他掸去尘土。邓子儒猛然醒悟过来，“糟了，家里还不晓得咋个样了？你们赶快回去！”
胡襄理带了两个小老幺想往洞子外面走，但警察封住了洞口，谁也不让出去。邓子儒这时才感到害怕，更让他心里发凉的是：这么大的轰炸，新娘蔺佩瑶平安吗？她的家在江北，不知道那边挨炸没有。他没心思顾及罗经理了，跑到洞口那边张望。几个警察手挽手把守在那里，邓子儒本想出点钱疏通一下，但看到外面浓烟遮天蔽日，他的心就像掉到了冰水里。
全民抗战开始后，国民政府西迁重庆，并将之定为陪都。重庆人忽然发现自己的城市在这个多灾多难的国家中举足轻重，是腥风血雨的战争中最后的庇护地。南京沦陷了，我们还有重庆，重庆不沉到长江里去，抗战就有希望。但在这场大灾难降临之前，世世代代在山城的坡坡坎坎上因陋就简、见缝插针地搭建吊脚楼式房屋的重庆百姓还认为，自己这破败不堪的木头房子哪值得日本人开着飞机来炸哦。一颗炸弹多少钱？开一次飞机又要背多少油（注：背油即浪费的意思）？那日本人是方脑壳唛（注：形容人木头木脑、愚蠢之意）？他们怕莫得那么哈（傻）。老百姓这么想也就罢了，连北方的一个大军阀在一次演讲中也说，日本飞机扔炸弹怕个啥，不过是鸟儿在天上拉屎，你们中有几个头上落过鸟屎呢？可见，即便是中国的高级将领，也都没有认识到，现在我们进行的是一场已经没有前线和后方的战争。
将近两个小时的轮番轰炸结束后，邓子儒他们才走出防空洞。车已经不能开了，邓子儒让胡襄理陪着客人，自己带人往家里飞奔。眼前的重庆城已经面目全非了，就像话剧里的场景变换，刚才还是人间的升平景象，马上就转换到地狱里的恐怖狰狞。熟悉的街道在燃烧，房屋都成了断壁残垣，烧焦的尸体横陈在大街上，电线杆上、树枝上、残墙上挂着人的残肢断臂和肠子与心肺。这哪里还是那个房舍错落有致的山城啊，简直就是人间地狱。等跑到二府衙时，邓子儒已听到了从邓家大院里传来的呼天抢地的哭声。大院的大门已经被炸飞到街道上，门前的一对石雕麒麟被掀翻了一个，前院里已是一片狼藉，一些人躺在血泊中，女人孩子在尖声哭号，用人们忙着灭火，大院的中堂已经看不到前门、屋顶，只剩下两堵光秃秃的墙壁，东厢房也垮了，房顶还在燃烧。
邓子儒的母亲头上缠着一块纱布，斜靠在花坛边的一张藤椅上，还在呼天抢地地哭号，见到邓子儒那哀号声就更大了。邓子儒抢上前去，急促地问，妈，家里有人受伤没得？但老母亲只是哭，说不出话来。站在一边的一个外侄女才哭泣着叙说了邓家大院被炸的经过——
第一次空袭警报响起时，家宴刚吃到一半，开了十桌酒席呢。大家都不相信这天会有日本飞机来轰炸，在这之前重庆市中心地带还没有挨过炸。长辈们还在划拳行酒令，孩子们在酒桌间到处乱跑。紧急警报响起时，二伯父说这次怕是来真的了，我们还是躲一躲吧。但大爷不想扫大家的兴，他说重庆城恁个大，未必就专门来炸我家的饭桌？不消怕，日本飞机来了，大家就钻到桌子下面躲一下。我邓家的房子结实，再不行后院的假山还有个石洞，女眷可以躲到里面去。他还坐在中堂的太师椅上喝茶哩，不当回事地对家人说，你们去躲一哈，我就不信他们连茶都不让老子们喝一口。我要坐这里等我家的客人。
炸弹偏偏就落在前院里，饭桌被炸飞，屋顶被掀翻，门柱都被拦腰炸断，邓家遭殃了，遭惨啰。两个伯父、一个叔叔、三个婶婶、六个侄儿、四个堂兄弟、两个姐姐都被炸死了……
邓子儒摇晃着外侄女的胳膊问：“我老汉儿（父亲）呢？他在哪里？”
外侄女抹着眼泪往堂屋那边一指，不说了。
邓子儒赶到父亲身边时，邓玄远还有一口气。他拉着儿子的手只说了两句话：“赶快办喜事。报仇。”
还怎么能办喜事？一家十八口人哪！丧事都办不赢。这个婚事是重庆城两个大家族的联姻，自然想把婚礼办得隆重风光。但本来应该在第二天抬进邓家大院的大花轿，现在却要抬进一口又一口的棺材，送亲和迎亲的队伍怎么能够从尸臭满天的城里经过？邓子儒跪在他母亲面前哭着说，母亲，我们还是先请和尚道士来念经做道场，为父亲和长辈们的亡灵超荐，再说办婚礼的事情。
邓母忽然一巴掌拍在藤椅扶把上，“还不快去找你的新媳妇！为了这桩婚事，我们邓家可是花了大价钱的哟！”
历史进入二十一世纪，战争的风云早已烟消云散，但战争的创伤依然在心头隐隐作痛。邓子儒退休前是艺术研究所的研究员，上世纪五十年代他主动和自己的过去一刀两断，在新生的人民政府里当了一个清闲但不清净的文化人。早年他写过一些话剧，后来也因为各种运动不再写了。到八十年代中期，年龄到点，退休。日益开放的社会让他这种受传统文化教育的老人愈发跟不上各种时尚前卫的文艺思潮和理论。“算啦，我们老毬啰，遭淘汰啰，还是回家帮你烧锅做饭吧。”他对妻子蔺佩瑶说，“以后我们只读，只看，不开腔。”
对于一个文化人来说，“不开腔”就是不再发表文章，不再向社会表达自己的观点，不再对年轻的同道指手画脚，做一个不招谁惹谁的好老头儿。“君有宏论惊四海，我无只字愧巴山”，是他晚年写给自己的条幅。放下笔墨，放下年轻时的万丈雄心，和邻居打打麻将，带带孙子，一起出去钓钓鱼，茶馆里一泡，龙门阵一摆就是大半天。家里妻贤子孝、儿孙绕膝，尤其是过年过节时，阖家团聚，在厨房里操劳的老伴，在麻将桌上“砌长城”的儿女，在客厅、卧室里跑来跑去的孙子孙女，吃饭时一张大圆桌都坐不下，孙子、重孙一代得再摆两张桌子。每当邓子儒高坐饭桌上首方时，一种人生的庆幸感、幸福感便会油然而生。“耄时不作龙钟态，步健何须小子牵”，在他们这一代人中，能像邓子儒这样诗书自娱、松鹤自比的老人也为数不多呢。亲朋好友中有人问起他生活中的不易时，他总是说：“重庆人个嘛，出门就是坡坡坎坎，翻过去就是了嘛。”
不过，有一次邓子儒在茶馆里和几个老头儿摆龙门阵，说起了抗战时期日本人对重庆的大轰炸，那些老人家的经历也勾起了邓子儒在大轰炸中家破人亡的回忆。摆也摆了，骂也骂了，但一个年纪比邓子儒还大的老头儿指着他的鼻子说，你是文化人，还在政府里做过事，为啥子不把我们重庆的这些事情写出来啊？那小日本，把我们炸了就炸了，现在提都没有人提。怕是莫得恁个撇脱（轻松）的事情哦！
邓子儒想起有一次在家里的饭桌上，说起重庆大轰炸，他的一个在上高中的孙女问：“哪个炸的，国民党？”邓子儒当时只有一声叹息，现在他被另一个大轰炸受害者逼到墙角了，他感到了汗颜，感到了人生的缺憾。
这一年，重庆的大轰炸受害者成立了对日索赔原告团，这是受到近些年来中国各地方兴未艾的对日战争索赔运动的影响而产生的一个民间组织，其成员都是些大轰炸的直接受害者及其亲属。在这群来自社会各个阶层的大轰炸受害者中，邓子儒的学养最为深厚，加之阅历丰富，思路清晰，口才极佳，还曾经当过市政协委员，被推选为团长也是众望所归。这是一个中国人找回了自信的时代，邓子儒是第一个走上日本法庭的重庆大轰炸受害者，他将向日本法庭控诉日本飞机的轰炸是怎样残忍地让十八个葬礼替代了他的婚礼。那时他并不知道，这也是一场比当年的抗战还要漫长的抗争，是他终其一生也打不完的战斗。
东京地方裁判所是一幢巨大的灰色方形建筑，外面有一排樱花树，正是盛开的好时节，远远望去就像一团团轻柔的红云悬停在大楼一侧。按照总部设在东京的“中国战争受害者对日索赔律师联盟”和“支持中国战争受害者协会”几个日本友好团体的安排，开庭前，来自重庆的大轰炸受害者将和日本友人一道在东京地方裁判所外面的街道上游行、宣讲，散发传单，以造声势。这是一支不到一百人的队伍，沿着东京地方裁判所周边的人行道游行。有几个警察为他们开道、指挥往来交通。对前来日本上诉的重庆人来说，在东京的大街上游行还是一件新鲜的事情，许多人都是第一次出国，包括原告团的团长邓子儒夫妇。而即将走上日本法庭打官司，则更是大姑娘上轿——头一回。打官司是人生中的麻烦事，打国际官司，则困难得犹如站在此岸要向大洋彼岸的一个语言不通、文化迥异的陌生人讲清楚某个道理。就像他们向路人散发有关重庆大轰炸的宣传材料时，那些衣冠楚楚的上班族大多不屑一顾、匆匆而过一样。樱花开得那么热烈，东京依然很寒冷。
已近耄耋之年的邓子儒个子不高、面目清癯，衣着得体，儒雅斯文，器宇轩昂，像个大学里的退休教授。在裁判所外面的樱花树下，他对身边的蔺佩瑶说：“我们拍一张照吧。”他认为自己和老伴的一头银发跟树上鲜艳得如少女之唇的樱花交相辉映，倒是一张难得的照片。
“不拍。”蔺佩瑶果决地说。刚才她在人行道上向一对手挽手的日本老年夫妇递上一份宣传材料，恳请他们回顾一下日本有罪的历史。但那个日本老男人用一根精致的手杖把她隔得远远的，好像在拒绝一只乞讨的手！他身边的老妇人还紧蹙了眉头，两人的身子都下意识地往一边躲。
“蔺太太，我们俩拍张合影吧。”一个日本中年女士笑容可掬地站在邓氏夫妇身后，把相机递给邓子儒，“请帮个忙。”她用英语说。
此人是“支持中国战争受害者协会”的副理事长菊香贞子小姐，昨天就是她开车去东京成田机场接的邓子儒夫妇和原告团的中方律师赵铁等人，还将他们安排住在自己的家里。菊香贞子小姐对中国人相当热情友好，上中学时曾经随日本青年友好访问团在北京见过周恩来、胡耀邦这样的大人物。也许她对中国人的感情，就是从那个时代培育出来的吧。虽然是昨天才相识，但两位女士情趣相投、气质相近，更难得的是她们都能用英语交谈。菊香贞子小姐曾留学英国，是那种典型的知识女性，镜片后面是一双温和、文静、深邃而秀美的眼，人总是显得那么睿智、机敏、典雅、谦虚而富有亲和力。她惊讶蔺佩瑶也能讲一口近似伦敦腔的口语。蔺佩瑶当时解释说，我当了一辈子的英语老师，我的英语启蒙老师还是英国卫理公会的一个传教士呢。
蔺佩瑶认为，对我们不友好的日本人，那真是从骨子里就厌恶你，仿佛你还是他的前世仇人；而对我们友好的呢，又是发自心底地对你好，真心诚意地把自己当作赎罪者、和平使者。像菊香贞子，蔺佩瑶和她一接触，就感到她的那份热情、谦和，几近到了讨好客人的地步。这让初来乍到的蔺佩瑶有些受不了。
丈夫已经接过菊香贞子小姐的相机了，蔺佩瑶只有任由她小猫一样依偎在自己的身边，还把手插进她的胳膊里。邓子儒为她们拍照时笑呵呵地说：
“你们就像母女。”
蔺佩瑶在数码相机里翻看刚才的照片，不满意地说：“人一上岁数，照相就是自己打自己的脸。”
菊香贞子却说：“蔺太太照得真好看。邓先生，你的夫人年轻时候肯定很漂亮。”
邓子儒自信满满地说：“当然，她那时是全重庆最美丽的女人。”
蔺佩瑶嗔怪道：“你个死老头。”
菊香贞子说：“邓先生，我看过你的上诉证言了，真希望今天的法庭上那些法官们能被它所打动。蔺太太，我想知道你们在战争年代的爱情故事，可以吗？”
蔺佩瑶这时望着头上方的樱花树，目光空蒙，答非所问地说：“这样美的樱花，为什么会生长在日本呢？日本这样的国度，又为什么会那么喜欢樱花？”
两天以后，蔺佩瑶和菊香贞子在东京神谷町一幢别墅的后庭里做了一次漫长的倾谈，她们看上去就像一对聊着家常闲话的母女。蔺佩瑶身着淡绿色的绸缎短袖旗袍，加一条乳白色的羊绒披肩；菊香贞子小姐一身和服，发髻高绾在脑后。她们用英语交谈，让旗袍与和服媲美。蔺佩瑶在向菊香贞子讲述自己在大轰炸年代的爱情时，就像在回忆一部经典影片中的一些陈旧片段，总能把最精彩的细节描述得栩栩如生，却又把那些刻骨铭心的爱说得恬淡如水，如同在讲别人的故事。时间已经淘洗了一切，生命历程中的那些大爱和大恨、得到与失去，都不过是“闲话说玄宗”了。
“我现在还想得起大轰炸年代，位于重庆瓷器街的教堂被日本飞机炸毁了，我去看望我的英文老师，那个教会的牧师，他失魂落魄地在一堆废墟里翻翻拣拣，手里拿着半截十字架，眼泪把他满脸的胡须都湿透了。我听到他不断说，‘God，God！Is this hell？Hell？’”（上帝啊上帝，这是地狱吗？地狱吗？）
菊香贞子小姐小心翼翼地说：“战争就是地狱的代名词。美国人轰炸东京时，上帝也保佑不了东京的教堂。”
“重庆和东京，不可类比。”
菊香贞子忙一躬身，谦卑地说：“请原谅。我只是顺着蔺太太的话题随口一提。”
两个女人虽然互相欣赏，但一提到过去的战争，都会非常谨慎。有一个问题重庆大轰炸的受害者们就颇不适应：对他们很友好的日本人总喜欢用东京大轰炸和重庆大轰炸类比，他们会说，我们也是无差别轰炸的受害者，东京大轰炸，美国飞机一次就炸死了十多万人。我们支持你们的对日索赔，但请你们也声援我们，让我们一起来反对世界上任何形式的无差别轰炸。重庆原告团的一些成员口头上虽然应诺，但心里的第一反应就是：活该！其实日本也有个“东京大轰炸受害者对日、美政府索赔原告团”，他们中的一些人也去重庆访问过。尽管大家可以一起在东京地方法院门口游行、喊口号，反对战争，但重庆人心里还是有个结解不开——你们挨炸是你们自己惹的，我们可没有招惹你们。蔺佩瑶还记得一九四四年前后，美军的B-29远程轰炸机从成都起飞去轰炸东京，每当报纸广播里播出轰炸战果时，重庆的大街小巷里人们欢天喜地、扬眉吐气。小日本终于也晓得挨炸的滋味了！没有一个人会有一丝同情，只有解气，解恨。唉，战争，一个普通民众可不会轻易上升到全人类的高度去反思，他只会站在自己国家民族的立场、从与自己利害攸关的角度上去面对。
下午阳光和煦，微风舞动墙边竹林，时而传来阵阵窸窸窣窣的声响，像月光下浪吻沙滩。菊香贞子坦率地告诉蔺佩瑶，她想写一本关于中国战争受害者的书，希望能得到蔺佩瑶的帮助，因为经过这几天的交流接触，她认为，一个中国女性在战争年代的一生，包括她的爱情，足以反映出战争给人类带来的悲剧。她总是说，蔺太太，你的身世让我着迷。
蔺佩瑶说：“我的身世有时也让我搞不清自己到底是哪一类人。人一生吧，活得越长，越不知道自己是怎么活过来的。不像年轻时候，凭着青春的冲动，有明确的目标理想。我要是个男孩子的话，年轻时就来日本留学了，我的两个哥哥都曾在日本留过学。我的家庭是那种典型的中国传统家族，信奉女子无才便是德。我的父亲就是家族里的‘天皇’，既宠我又要决定我的一切，从穿衣吃饭到我的婚姻。”
“我们东方的民族，都有大大小小的‘天皇’呢。只不过有的‘天皇’发动了战争，有的‘天皇’改变了儿女的爱情。”菊香贞子浅浅一笑，跪着为坐在对面的蔺佩瑶续上一点茶。
“中国的家族式‘天皇’我深有体会，日本的倒不知道了。或许你们欧化得早，要好一些？”蔺佩瑶隐约感觉到，菊香贞子小姐不会是出身于一般的日本家庭，她一个人住一大栋房子，有两个儿子，却都不跟她住在一起；至于她的丈夫，这似乎是一个忌讳的话题。斋藤博士和梅泽律师都对她尊敬有加。似乎她是日本方面声援重庆大轰炸受害者对日索赔的一个隐形推动者。蔺佩瑶两次看见斋藤博士恭敬地就某个问题征询她的意见。还听说她家族里的一个长辈，目前还是日本国会的议员。
菊香贞子小姐抿了一口茶，“像我这样的家庭，是家族利益和政治联姻。前辈们得到利益，后生晚辈来偿还利息。”
“噢，和我的经历大同小异吧。”
“这世上的许多婚姻，其实都是权贵化和物质化的。在男人们掌控的权力和财富面前，女人们总是柔弱的。”菊香贞子说，“因为我们女人，还是好虚荣的。”
“你说得太对了。虚荣让一个女人有短暂的满足，却要她用一生去偿还。”
“我的爷爷是战后第一次吉田茂内阁的法务大臣。我还是一个小女孩时，就知道我的婚姻将和家族政治有关。蔺太太呢？”。
“我的婚姻和战争有关。”
2. 星光照耀下的小草
一九三六年秋季，中国北方战云密布，日本人对平津、华北虎视眈眈。天津著名的教育家张伯苓先生未雨绸缪，来到重庆按天津南开的模式创办了一所“重庆私立南渝中学”。学校是在匆忙间建起来的，带有战时岁月的特征，没有自来水，没有电，新的教学楼尚在建设中，用木头、竹子搭建的简易教室像一排排兵营，黄土球场凸凹不平，坡地上的杂树便是学校的林荫地，学生们在树林里嬉戏、读书、纳凉。那时重庆还没有一所私立中学像南渝中学这样既简陋仓促又充满朝气，蔺佩瑶也没有想到这所中学将改变她的人生。
“南开先生”张伯苓校长来重庆创办南渝中学时，蔺佩瑶的父亲蔺孝廉为这所学校购买地皮、筹措经费等方面帮了不少的忙，自己还捐了一笔巨款，遂被张校长引为知己，还聘为校董。张伯苓先生说，让贵府千金到敝校就读吧，我保证把她培养成国家的栋梁之材。蔺孝廉是沙坪坝区的区长，同时还兼任重庆市禁烟局的局长。在民国时代，鸦片烟自然是要禁的，但抽鸦片的人总是有的。在查禁与放行之间，有多大的空间，只有当事人才知道。
那时的蔺佩瑶正如一朵含苞待放的花蕾，清秀、稚嫩、素雅，还散发着阵阵即将破蒂开放、傲视苍穹的青春野性。蔺佩瑶虽然含着金钥匙出生，只可惜她十二岁时，母亲因病去世，父亲很快就续了弦。当蔺孝廉携新婚妻子还在厅堂里和前来道喜的客人觥筹交错时，新房那边忽然冒出阵阵浓烟，下人们惊慌失措地忙着去救火，却见新娘的婚纱裙、旗袍、高跟鞋、貂皮大衣等专门从上海、香港定做的服装，早已被剪得筋筋网网的扔了一地。蔺府的三小姐手持一把剪刀堵在门口，声嘶力竭地喊叫着说要把这座大院都烧掉。蔺孝廉那天杀了女儿的心都有，但他还得跪下来把蔺佩瑶揽在怀里，泪流满面地说：“幺女啊，你老汉儿撑起这个家不容易哦！我的小祖宗，你就饶了老汉儿吧。”
等升到了高一，蔺佩瑶仿佛才长大了。在以“允公允能、日新月异”为校训的南渝中学，勤勉、励志、坚毅、刻苦、忍辱、救亡、抗日是教师们天天挂在嘴边的词汇。南渝中学的老师和学生有不少都来自沦陷区。他们背井离乡、清贫坚忍，背负着一个国家的耻辱来到异乡继续求学，他们是流亡的学子，是外乡的穷孩子，但却是成绩最好、最有志气、最有才华的一群。在一个校风淳朴、昂扬向上的校园里，大部分发生在校园里的爱情，才华是第一催化剂，不管是学习、体育或者演艺。
蔺佩瑶永远都不会忘记一九三七年的一个春日，学校组织了一个抗日演讲宣传队，到沙坪坝的一个乡场上去做抗日宣传。那是一个赶场（赶集）天，大街上人群熙攘，满街都是头上缠白帕子、青帕子和挑担子、背背篼的农民，为点蝇头小利吵吵嚷嚷，推推搡搡。茶馆里则坐满了慵懒闲散的人们，一碗茶、一锅烟，一段龙门阵摆半天，救亡图存的抗战好像和他们没有半点关系。学生们不知该如何开场，有个女生站在高坎上试着喊了两嗓子：“老乡们，老乡们……”但那声音很快就被市场上的喧嚣淹没了，就像在大浪滔天的江河中扔了两块小石子，还不如旁边一个跑江湖卖狗皮膏药的更吸引人。这时忽然传来一阵猛烈的锣鼓钹镲声，蔺佩瑶看见几个男同学在一张八仙桌边，像个草台戏班子一般敲打得热闹，人群一下就被吸引过去了。这时一个清俊、壮实的男生一步站上了桌子，手里拿着一个话筒就喊开了：
“同胞们，同胞们！请安静。你们知道日本是个什么样的国家吗？对，是个正在侵略我们的强盗国家。你们知道我们美丽富饶的东三省在哪里吗？那里有千里林海、万里雪原；那里有森林煤矿、大豆高粱，那里还有我们的爹娘啊！可是，万恶的日本侵略者，把我们的东三省抢占去了。杀了我们的爹娘，抢了我们的宝藏。同胞们，同胞们啊！我们要赶紧行动起来，和日本侵略者战斗！我们要打回老家去，收复我们的失地啊！同胞们，现在日本侵略者又在觊觎我们的平津、察哈尔、热河、河北了！同胞们，赶快团结起来吧，保卫长城，保卫黄河！我们再不奋起抵抗，就要亡国灭种了！亡国灭种……”
那是一个呐喊的时代。所受的屈辱太深太多，不喊不足以宣泄忧国之愤，不喊不足以唤醒众多麻木的灵魂。当那个男生喊出第一声“同胞们”时，蔺佩瑶的身心就像被电击了一般，血都冲到脑门上了。哦，我们是同胞。我们看上去像一盘散沙，但一声同胞就让我们团结在一起了。那个男生有一头浓密的头发，打着有力的手势，英气逼人；每一次振臂高呼，头发便飞扬起来，像飘发为旗的死士。他的脸稍有些长，看上去清瘦、坚毅，鼻梁很高很直，明亮的眸子盛满了一个民族的忧伤；他的嗓音带着血泪的呼喊，高亢而略微沙哑，悲愤而饱含深情。
他也是在呼唤我吗？
忽然，一个烂柿子从人群中飞了出来，打在演讲的学生头上，不知是鲜血还是柿子瓤顺着他的脸往下淌。人群顿时骚动起来，台下的青年学生们大喊：“有汉奸，大家把汉奸揪出来！”
这时几个戴着瓜皮帽、身着黑色短衣、下穿青色宽裆棉裤、裤腿紧扎在脚腕处的青皮后生跳上了八仙桌，其中一个泼皮一把揪住了演讲的学生，厉声喝道：
“哪里来的倥子（注：袍哥隐语，指没有加入袍哥帮会的人），敢在老子们的码头上摆场子？”
青年学生争辩道：“我们是在宣传抗日，你是什么人？”
“抗个铲铲的日！日本人离重庆府还远得很。你们这些身家不清的屁娃儿，想占老子们的码头嗦？赶紧爬远点！”
学生们气坏了，这些社会上的地痞流氓，愚昧又刁蛮，国家都要亡了，竟然还只想到自己的码头！几个学生也跳上了桌子。双方先是争辩、叫骂、推搡，然后，地痞们动手了。
学生们显然不是他们的对手，他们不会打架，也不知道如何面对四川特有的袍哥帮会，他们只会喊：“不准打人！”“不准耍流氓！”“中国人不打中国人！”“打倒汉奸！”那个演讲的男生最先被打倒在地，但很快就站起来了，他的鼻血被打出来了，但仍然在嘶喊抗争，仍然站在最前面。场面大乱，尖叫声、哭喊声响成一片。围观的民众知道学生娃儿们惹到本地的袍哥了，胆子小的赶紧躲得远远的；有两个敢于仗义执言的农民汉子站出来劝架，说不要打这些学生娃儿们嘛，人家也是为我们的国家，但他们马上就受到了那伙流氓的围攻。
蔺佩瑶和几个女生本来想挤进去劝架，可场面非常混乱，到处都是挤来挤去的人。忽然一个同学喊：“我们去喊警察！”蔺佩瑶转身就往镇公所跑。其实也就跑过一条小街，她已是气喘吁吁、脸色通红。镇公所在一个四合院里，蔺佩瑶冲进去撞见一个穿长衫的人，她拉着他就说，快快快，那边流氓打人了。你们快去抓流氓啊！那人是镇公所的文书，问清了情况后一拍大腿说，敢打学生，这还了得！
等文书带了一队保安队的保丁平息了事态，把当事人都带到镇公所里“端公道”时，学生们才发现根本没有所谓的“公道”。一个被人称作雷镇长的人出来说，学生娃儿些不好好在学堂念书，跑来大街上惹是生非，影响别个做生意。你们宣传抗日是为国家，人家做生意是为民生，也是为国家。都别吵了，该回学堂的回学堂，该摆摊子的摆摊子。
学生们哪服这个理，围着雷镇长指责他青天白日下，袒护流氓、处事不公。我们宣传抗日，何罪之有？流氓地痞行凶打人，何理不究？今天不把打人者绳之以法，我们就要罢课，到镇公所门口游行示威。镇长说不过学生，一拍桌子也耍起了无赖。妈屁的，都给老子滚出去！黄队长，送客！
保安队的黄队长挥起了警棍，说：“走走走，不要影响我们镇长办公务。惹毛了老子，再打你们一顿。”
没有道理可讲了，女生们气得眼冒泪花，一些男生攥紧了拳头，准备殊死一拼。这时，蔺佩瑶站到雷镇长面前，用极不屑的口气说：
“喂，你个宝批农（即傻瓜）镇长，做事恁个不讲规矩嗦？明天来我家吃讲茶（注：袍哥隐语，指按袍哥帮规讲明道理），看我老汉儿咋个理麻（注：有收拾、教训之意）你个哈戳戳的宝器（傻瓜）。”
雷镇长一愣，“你老汉儿……是哪个？”
一个机灵的本地学生说：“蔺孝廉蔺区长。你娃乌纱帽要遭抹脱了。”
刚才还骄横的雷镇长顿时矮下去了，他取下头上的礼帽，低下的秃头上汗珠直冒，“蔺……蔺大小姐，失敬失敬，失敬……呀。”
“你要啷个说呢？”蔺佩瑶睥睨地问。
“那把他们……都关起来。”他一脸苦相地望着抱着膀子站在院坝里的那伙地痞流氓，然后又回头看蔺佩瑶，“蔺大小姐……”
恶人总算被制伏，学生们鼓掌、叫好，哈哈大笑，带着得胜还朝的自豪拥出镇公所。一个男生还嫌不够解气，捡了块石头，狠狠砸向镇公所的院门，还得意扬扬地说，狗日的贪官污吏，你来抓我们呀？
蔺佩瑶成为了同学们心目中的英雄，跟刚才在演讲时被打的那个学生一样受人崇拜。在大家感谢她时，她的眼光却在人群中追寻刘海——她已经知道了他的名字。他的衣襟还有一团血迹，让蔺佩瑶的心柔软地疼痛。他也回望了她一眼，两人的目光电光石火般碰撞，那是他们今生中第一次目光对视，就像星星与星星的对撞，太阳与月亮的辉映，相信他们一辈子都不会忘记。可他很快扭过头去，但又忍不住再回头。天地瞬间春光明媚，蔺佩瑶顿感整个人都飞升到了天堂，浑身通体明亮。他的一腔热血点燃了蔺佩瑶情感深处爱的明灯，这盏灯照耀在十七岁的少女心中，从此一生不灭。
那种情愫直到晚上都还在蔺佩瑶的心中里萦绕，回到宿舍后有同学问她脸为什么那样红，是不是在发烧？最近在闹疟疾哟，要不要去看校医。蔺佩瑶忙说，不，不，我……太累了，我要歇会儿。她躲进自己的铺里，想记述当天的经历，但写下来的却是一行行情诗。这情诗越写越长，以至于她想站在铺上大声朗诵，想跑到学校的操场上向全世界宣布：我恋爱了！
她确实在发烧，烧得三天三夜茶饭不思，夜不能寐，白天神思恍惚。最简单的几何题不会做，英文单词全忘记，连一首“床前明月光”都背不下去了。但她却像一个女间谍般潜到校监的办公室，偷偷把一个男生的学籍档案抄写下来——
刘海，男，生于民国八年腊月初八，辽宁营口人。民国二十一年从沦陷区逃出，曾在北平就读东北初级中学及高级中学一年级，民国二十五年考入南渝中学，成绩优异，插读高三年级。该生操行端正，学、品、体俱佳，尤擅篮球、田径等科目。然思想激进，言论偏左，须加防范。
一个人的形象开始在初涉情海的少女脑海里勾勒、描绘，并逐步丰满、高大起来。他如何冲破了日本人的封锁线，从敌占区逃亡了出来？又如何跨越了万水千山，从遥远的东北一直流亡到西南的重庆？他饿吗？累吗？遇到过危险吗？路上乞讨过吗？晚上投宿在哪里？有没有像古装戏里那些进京赶考的书生巧遇多情的女子？哎哟，我的妈吔，他如此出众，该不会有女朋友了吧？蔺佩瑶已经从侧面了解到，刘海是球场上的英雄，长跑也凶得很，常常把第二名落下一圈。蔺佩瑶痛恨自己为什么不多去球场看男生们打球。她不喜欢对抗激烈的运动，体育课时她只喜欢游泳，或者去跳踢踏舞。嘉陵江边长大的孩子嘛，发洪水时她都敢下江。
好吧，就让爱的情感像洪水一样滔滔而来吧。有时在宿舍里，女孩子们会缩在各自的被窝里谈论爱情，以及什么是世界上最浪漫的爱。蔺佩瑶记得自己说过一句最傻也最诗意的话就是：长江和嘉陵江在朝天门外拥抱在一起。
十七岁的少女把自己比为嘉陵江，把恋人比为长江，这大约是蔺佩瑶最为诗意的一段人生。恋爱中的人儿都是诗人，更何况初恋。“我住长江头，君住长江尾。日日思君不见君，共饮长江水。”这不是蔺佩瑶此刻喜欢的诗；“纤云弄巧，飞星传恨，银汉迢迢暗度。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这才是深受单相思煎熬的蔺佩瑶魂牵梦绕的境界。
周五的下午，蔺佩瑶刻意打扮了一番来到球场。那天刘海所在的班级和另一个班级有一场足球赛。蔺佩瑶的目光一直追随着球场上那个矫健的身影，他一射门，她就尖着嗓子喊进，他一带球奔跑，她就喊冲。中场休息时，人家在布置战术，她却挤进男生堆里，把一块绣花手绢递到刘海面前，这个大胆的举措引得男生们一阵哦哟哦哟的怪叫，满头是汗的刘海看了蔺佩瑶一眼。但刘海挥手把浸润着少女体香的绣花手绢挡回去了，撩起球衣在脸上胡乱抹了一把，对他的队员们说：“我们走。”
痴情女子绝情汉啊。下半场的球赛谁输谁赢都不重要了，蔺佩瑶的泪花一直含在眼眶里。球场上安静下来了，人们乱哄哄地往食堂奔去，去晚了可能连“八宝饭”都没有了。蔺佩瑶伊人独立，寂寞难排。除了来自父母方面的呵斥、打压，蔺大小姐还从来没有受到过如此大的挫折。她就是要天上的星星，下人们也会想方设法给她摘下来。这个穷小子跩啥子跩嘛。
天黑了，起雾了，浓稠的雾像化不开的愁绪，让她看不到爱的方向。这山城的雾，能把一座城市掩盖起来，也能把一个人的爱浸透、锈蚀、深埋。蔺佩瑶那时并不知道她的爱情和山城之雾某种宿命般的关系，她只是雾里看花一样，用一颗稚嫩纯真的心，去捕捉浓雾中的爱。
爬上一道坡，转过一道弯，蔺佩瑶迷离蒙眬的泪眼忽然看见路坎上坐着一个温暖的身影。温暖，是的，即便到生命的尽头，蔺佩瑶仍然会告诉你，她当年在冷湿的浓雾中感受到了那个身影带来的瞬间转变——从凄风苦雨的冬天转眼就到了暖风和煦的春天。
“你……啷个了？”
“脚扭了。”
“让我看看好吗？”她蹲了下去，心飞速地跳动，仿佛不蹲下，一颗青春的心就要蹦出来了。
“别。”刘海缩回了那只看起来伤得很重的脚，“男怕摸头、女怕摸脚，哦，不对不对，男怕摸脚，女怕……”
“都高三了，还那么封建。你怕啥子？”蔺佩瑶仰起了头，两人的目光再度对视，即便隔着浓密阴冷的雾，爱的目光已经把天地照亮，将浓雾驱散。那个晚上便转瞬星光灿烂，清风温柔。校园里的小道幽深寂静、曲折蜿蜒，两人走到熄灯号吹响，都没有走完。
爱情改变世界，也塑造一个新人。流亡学生刘海痛恨社会上的一切不公正和贫富不均，也对初恋富家小姐的做派颇有微词。从那天以后，蔺佩瑶自己叠被子，抢着倒马桶。她也不再买新的洋娃娃，不再坐滑竿，和同学一起走路、挤渡船回家，因为刘海说他痛恨那些高高在上的富人。刘海同学在谈恋爱的时候没有多少甜言蜜语，更多的是对现实社会的忧愤。他不客气地说，国家大敌当前，穷人衣不蔽体，多少人抛家别子、辗转流浪、啼饥号寒，你还一个星期换一次洋娃娃，甚至还专门从香港给洋娃娃定做新衣？刘海的诘问，蔺佩瑶都奉为“圣旨”。人家改嘛，把洋娃娃烧了斗是（就是）。
刘海并不是只身逃出了沦陷区，他的母亲一直跟他在一起，父亲和两个姐姐、一个哥哥还留在东北，生死不明。刘海说在北平时，刘母在一个东北籍的官员家中当用人，华北危机后，这个官员又来到重庆，刘母想北平迟早也是日本人的，不如干脆走得更远一些，让儿子有个安静的地方读完书。东家对刘母的忠诚也很感激，当主仆在重庆再度相逢时，就有胜似一家人的感情了。刘海能进南渝中学插读，东家的力荐也不无关系。
刘海当然明白两人之间的巨大差异，他曾经坦率地对蔺佩瑶说，我是用人家的孩子。用人，你家肯定也有，你明白这意味着什么吗？蔺佩瑶不当回事地说，我家用人有二十多个呢，奶妈都有八个。我没有看出他们比哪个少一条腿啊？刘海曾经忧心忡忡地说，你知道天上的一颗星和地上的一棵草的距离吗？地上的一棵草怎么能沐浴得到星星的光芒？蔺佩瑶的回答是，你可不是一棵草，你是国家的栋梁之材。好多先生都说刘海是他们教书生涯中遇到的最有才华的青年。再说了，即便我是天上的一颗星星，也是织女星。蔺佩瑶觉得自己这个比喻好耍惨了，浪漫惨了。七仙女都可以降落人间，上演一段感天动地的爱情故事，她为什么不能？人要升上天去当神仙难，而神仙下凡，不过是按下云头、裙裾飘飘而下的浪漫事情。
前尘往事在某个适当的时机翻拣出来，也会像老酒一样醇香，每一次青春荡漾的笑脸都记忆犹新，每一个举手投足的细节都鲜活如初，每一句深情款款的话语都言犹在耳。已过古稀之年的蔺佩瑶现在还记得一个黄昏，她和刘海在嘉陵江边的乱石滩上手牵着手，从一块巨石跳到另一块巨石上，像两只不离不弃的袋鼠。他们越跳越高兴，越跳越疯狂。最后他们站在江边最大的一块巨石上，一股清澈湍急的江水穿石而过，它的前方还有一块岩石露出江面，两块巨石之间有高差，少说也有五六米左右的距离。蔺佩瑶说我们跳到那上面去，刘海想也没有多想就说，好。来，一、二、三，跳。
“你们真跳过去了？”菊香贞子小姐好奇地问。太阳已经西斜了，有一多半庭院笼罩在阴影里，墙边的竹林被太阳涂成了暧昧的暖色，这样的色调似乎很适合一个老年人回忆往事。
“我们掉江里了。那时可是冬天啊。”
“哈哈哈哈，我可真佩服你们的浪漫。”菊香贞子小姐为蔺佩瑶续上一杯茶，然后自己点上一支烟。
“我们掉进江里时，也哈哈大笑……我们知道自己要掉下去，但我们还是要跳。”蔺佩瑶不自觉地握紧了拳头，还有力地一挥，仿佛在为当年的自己加油。
“年轻真好，青春真美妙啊！”
“是啊！我们落水狗一样从水里爬到岸上，浑身湿透，直打哆嗦。就在那个傍晚，他第一次拥抱了我，我们第一次接吻。那时我们都很保守呢，牵牵手就算很大胆的示爱了。我们就像犯罪同谋，似乎不来这么一下，大家就不可能向那个神往的但又害怕的梦境迈出一步……后来，他去找来一些柴火，我们在江边燃起篝火。那时真是单纯啊，我烤衣服的时候，他背过身去，他烤时，我也不看他。但他的那张脸，在火光中显得英俊极了，我忍不住想偷看。他就在篝火那边喊，别看别看，看了眼睛要长疮的。唉，那个晚上嘉陵江边的篝火呀！”
蔺佩瑶的神情忽然暗淡下来，“其实这是一个暗示，我们跨越不了那道命运的鸿沟。”蔺佩瑶略带忧伤地说。
菊香贞子敏锐地指出：“就像你逃不出这一生的婚姻。很抱歉，我说的对吗？那个叫刘海的青年，他是死了，还是活着？”
[责任编辑：徐则臣]
本文为节选，全文为长篇小说，刊发于《人民文学》2017年0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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