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风灵

唐太宗曾有名言：“以铜为鉴，可以正衣冠，以人为鉴，可以知得失，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超级高大上。所以，凡是深刻或伪装深刻的智慧，无不要扯点历史故事作由头，借古讽今，借古喻今，表明即使熬的是鸡汤，也是有渊源有来历的鸡汤。

其实，仅仅历史本身，根本无法予人以任何有用的教益。因为历史只是故事，也即是事实，并不提供价值标准，不告诉你是非对错。你怎么评判历史故事，取决于你自身的价值观，而与历史事实没啥关系。比如对于大屠杀，有人认为是反人类的罪行而谴责，有人认为是英雄事迹而歌颂。这两种人给你讲同一个历史故事，效果大不一样。而且，更多的时候，讲故事的人正是想通过故事给你灌输某种价值观，如果你自己缺乏鉴别，人云亦云，以史为鉴，未必知兴替，却可以成白痴。

比如，前段时间网上流传的一篇“韩世忠与秦桧的对话”，打着为秦桧翻案的旗号，重新解读岳飞“莫须有”的罪名。文中借秦桧之口，传授的要点无非是：忠于国首先是要忠于皇帝；而忠于皇帝就是一切听皇帝的指挥，即使皇帝没有指令，也要千方百计揣摩上意；国家大事就是皇帝家的事，臣子不能妄议；不管你做了什么，没做什么，只要不能让皇帝满意，死了就是活该，一点也不冤枉；要想保住性命前途，就得听皇帝的话，跟皇帝走，哪怕是伤天害理，也是在所不辞。

如果说这篇文章还有三分反讽之意的话，另外一篇“为什么你那么聪明却混的一般？因为你的聪明敌不过你的缺陷”（光这题目就挺恶寒的，而且文不对题），就更是匪夷所思了。文中举了历史上三个聪明人的例子：李斯、杨修、解缙。这三个人不是混得一般的问题，而是最后个个都被杀了。作者在文中以教训的口吻，以故作有趣的文风，洋洋得意地讲述了这三人的故事。这三人虽然很聪明，但主要的缺陷是看不清形势，不懂得讨上头的欢喜，甚至时不时拆主子的台，比如说著名的鸡肋故事，又比如解缙动不动和朱棣抬杠，情商太低……等等。末了，作者仿佛看破红尘的先知智者，告诉读者，这三个人的下场都是活该，都是他们自己的错，聪明人要懂得规避自己的缺陷。

这事情有什么不对吧？这种标准若能放之于四海，那头一个该死的就是史上最牛的牛顿，脾气古怪，恃才傲物，睥睨权贵，样样都占了齐全，那可真是不死不足以平民愤了，至少平不了此文作者之愤。说好的聪明人要懂得规避自己的缺陷呢？而同样也有鸡汤厨师，从牛顿那里得出的经验是，只要你智商够高，情商神马都不是。

说正经的，记得当时我盯着手机屏幕，起了一身鸡皮疙瘩，难道从这些故事中得出的教训，不是无法无天的皇权可惧可憎，因言获罪不正不义么？这倒好，污水全泼在了受害人头上。如果这三人都是自招的杀身之祸，死不足惜，那历史上所有的文字狱，乃至于所有的暴行都可以这种方式洗白，甚至被当做是天经地义。

这类的文章的核心只有一条，就是强权至上。强权就是真理，强权就是正义。任何人，不管聪明也好，愚钝也好，最重要的任务是服从于权力，讨权力的欢喜，做权力的好奴隶。权力可以其好恶随意杀人，一切都是你的错。

这并不是什么深刻的智慧，可以说与智慧毫不沾边，最多算是斯德哥尔摩综合症培训手册。因为贪生怕死是人类，乃至于动物最深刻的本能，强权带来的威胁真实可感，绝大多数人，平庸的或自作聪明的，都会本能地服从于强权，甚至主动地迎合强权，这毫不稀奇，根本无需谆谆教导。但问题的关键是，服从强权，迎合强权，并不能带来真正的安全保障，不能真正地摆脱被威胁的恐惧感。而强权反而会愈发肆无忌惮，为所欲为，对安全的威胁也就愈来愈大，不然何来“伴君如伴虎”之说？这是一种恶性循环，也是一种囚徒困境。

能打破这种恶性循环，能走出这种囚徒困境，让一国国民免于恐惧，无须驯服于喜怒无常的强权，而只须服从普遍的法则，按自己想要的方式生活，才是真正的大智慧。当然，解决之道早已出现，并且已付诸实践数百年，虽然与中国的历史无关，但制度和生命一样，只需要起源一次，就可遍布全球。

虽然不同的价值观可以不同的方式解读同样的历史故事，但价值观本身却有高下之别，正误之辩。中国古代因其封闭的地理和文化，缺乏制度的革新与竞争，一直在既定的套路里打圈，倒还情有可原。但在英国大宪章诞生800年后的21世纪，在世界信息一体化的今天，还有人借历史的故纸堆一门心思地为强权张目，并因此沾沾自喜，要么其智可悯，要么，其心可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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